中国论文数量居世界第一 引用率排在100名开外

中国教育装备采购网2011-02-10 09:05围观112次我要分享

    岁末年初科学界的盘点不断展开,去年年初曝光的井冈山大学论文造假事件屡被提及。

    井冈山大学化学化工学院讲师钟华和工学院讲师刘涛为责任人,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晶体学报》的70篇论文存在造假现象,被一次性撤销。这起中国SCI论文饥渴背景下的疯狂案例曾令国际舆论哗然。

    实际上,即便在我国最高水平的科研机构或国家部委高层次的评审中,算数量、比速度,也是比较明显的问题。一些还算好但并非真正突出的发现,因为其论文发表在国际顶尖杂志,就被国内领导和部门作为突出贡献而庆祝并给予极大的支持。

    近年来,我国科研论文发表数量突飞猛进。最新的媒体数据显示,我国科技人员发表的期刊论文数量,已经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然而据统计,这些科研论文的平均引用率排在世界100名开外。真正极好的论文,在中国还是凤毛麟角。

    近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就科学界如何潜心学术、摒弃急功近利专访北京大学教授饶毅。他一直坚持科研的质量、回归科学本质,秉持“慢”的理念。

    2007年,时年45岁的饶毅从美国西北大学归国,他曾任该校讲席教授、神经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其实验室研究方向是高等动物发育的分子信号。饶毅的回国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并被认为是中国科技界吸引力增强的标志之一。

    记者:在国内的学术圈中,您的论文数量似乎并不多?

    饶毅:论文是发表你的科学发现。论文可以看数量也可以看质量。如果用《让子弹飞》来比喻,你可以算很多次枪声后击中很多目标,但也可以看看子弹击中了什么目标。中国现在可能主要看枪响后报捷的喜报用什么材料,就是问发表在什么杂志,而很少人能判断打下的目标到底多重要。

    我自己的论文数量比较少,自从2004年有独立的国内实验室后,发表过3篇原始文章。其中,两篇是神经发育:2005年《细胞》报道GSK参与极性形成,2007年《发育生物学》报道ILK参与极性形成;一篇是行为,2008年《自然神经科学》报道鱆胺参与争斗。

    另外2005年我应邀在《自然神经科学》发表过一篇述评,评论同期一篇文章,虽然不是我们的研究,但我挺喜欢这篇文章,它对原研究者的结果提出不同的解释。

    而2006年、2009年、2010年,我在北京的实验室论文数量为零。

    这是国内实验室中发表论文特别慢的活标本,可供批判。

    记者:我发现有个很矛盾的现象,您经常在中国报刊写文章,好像不低调,但对科学却很有耐心,又很低调。

    饶毅:不矛盾。我写的中文文章,是为了推动改革、为了改善科学文化、为了让青年学生少受不良风气误导,所以数量不能太少。而科学是我的本行,无需在公众中谈。我自然有我的科学交流对象,而且我主张研究过程中积极交流,而不仅限于交流已经发表的工作。

    记者:很多人对您个人实验室的情况也很好奇?

    饶毅:我的实验室,无论是以前在美国的实验室,还是后来在北京的实验室,迄今为止,速度都不算很快。

    在我的实验室,做实验完全取决于做实验者的喜好和自身动力,学生、技术员都有很大余地,而且他们多半很有主见。前不久的组会上,一个学生在回答我建议时说“好”,实验室其他人员惊讶了半天:好像是第一次听学生说“好”而不是反驳我。

    一般来说,我的实验室不依赖速度的竞争,而是需要多想,多探讨,选择别人不太做的领域。

    在美国时,我实验室做得最多的是神经导向分子,特别是1999年发现Slit蛋白质是神经纤维排斥性导向分子。这是我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Corey Goodman、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Marc Tessier-Lavigne同时发现的。

    他们都是比我年资高的科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Goodman的年资可以做我老师,Tessier-Lavigne是新任洛克菲勒大学校长因为1994年证明第一个导向分子的工作闻名于世。1999年我们三个实验室的论文发表在同一期《细胞》杂志上。

    我的实验室当年还有两篇文章,分别发表在《自然》和《神经元》,报道Slit参与神经细胞迁移的导向作用。因为我们已经做了一些工作,才能在该领域做下去。后来,从1999~2009年十年,我们共发表约20篇论文,全部集中在神经导向,以Slit为主,也做过其他两个分子,所有这些都集中理解一个问题:导向的分子机理。

    记者:回国以后呢?

    饶毅:我希望在中国的工作和我在美国的工作一样。我回国的时候,估计能做到这点。但是,从发表的论文看,我在中国的实验室,论文数量特别少。即使如此,我现在也有信心把国内的工作做得比美国的好。

    这几年我的实验室研究方向从发育转到行为。实验室一些学生探讨和摸索了不同的行为范式,最后我们决定做社会行为的分子和细胞机理,用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的途径,剖析动物间相互作用的机理。这种转型,本身需要时间。我们进入新领域,行为领域的人不熟悉我们。行为和发育不同,有很多人工观察的部分。我不放心,重要实验,我都至少看两个以上学生重复的结果,不能出纰漏,必须严谨。所以,对于自己实验室的“慢”,我觉得至少在目前是必需的。

    记者:如何解读这种“慢的标本”?

    饶毅:科学研究的慢,不是偷懒不做,而是指重要的结果出现慢,但研究者积极思考,积极推进研究。

    是否慢与个人风格和特色有关,也和研究的性质和领域有关。我们实验室因为研究性质、转型、风格、时期等多种综合因素,不可能快。我们不是故意追求慢,是速度不能做我们的目标,质量和高度更受重视。

    在科学界,有少数科学家个人的产出可以既快又好。或许可以说,这是学术界都喜欢的“西施”,我们实验室很尊重和羡慕做得既快又好的科学家。

    但是,我自知不是“西施”,而是有很多缺陷的研究者,不可能面面俱到,不可能什么都做好,不可能很快,也就不宜“东施效颦”。

    记者:论文发表的杂志好像大家觉得很重要,您如何看?

    饶毅:在哪个杂志发表,说明当时一些同行对论文质量和重要性的看法。但是,它并非所有同行的看法,而是几个审稿人的看法,有时可以出现偏颇,而且有时间问题。所以,虽然发表的杂志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文章的重要性,但是也会出现不准确的时候。

    比如,神经生物学近年最重要的一个技术发明是光遗传学,就是用光来操纵分子,发明技术的两篇关键论文,值得获诺贝尔奖,但它们在《自然神经科学》和《美国科学院院报》上发表,而很多相关的后续文章发表在《自然》、《科学》和《细胞》上。

    这是因为刚刚出来时,几个编辑和审稿人没有马上意识到其重要性,而后来大家很快都意识到重要性,所以后续的文章刊登在更显眼的地方。其他领域也出现过这样的现象,所以,一定要看内容、做学术判断,而不能单纯看发表杂志的名称。如果只看杂志名称,那么我们各个单位就不用科学家,而可以请初中生来评价科学了。

    记者:您是否也感受到了一些压力?

    饶毅:目前中国科学界比较求快,对我也不例外。

    有人讥笑我老得不行而回国,有人认为我只能写博客不能做科研,有人认为我做不出科研成果才谈政策……不一而足。

    也有人好意告诫我发表论文比发表议论重要,而且应该又快又多。实验室的学生也有善意的担心。我不愿骚扰实验室学生,不会经常催结果,而是有问题就讨论。

    但我不可能做到又快又好,只能有选择。

    好在我已有工作基础,而且2005年在中国发表过一篇《细胞》论文,我得到的支持可以持续一些时间,只要我不怕喝倒彩的压力,不脱离自己的特点转而追求急功近利,还可以承受慢一些带来的压力。

    记者:对于年轻的科研工作者,您有哪些建议?

    饶毅:对于中国的研究者来说,特别是年轻的研究者,目前比较难,如果做得慢的,在国内压力会比较大。

    我现在愿意出来讲这些不是我自己需要特别支持。我接受中国青年报的采访,就是想提供一个标本,希望国内多一些单位能选拔和支持一些慢的人,特别是一些年轻人。在目前情况下,选择优秀的人、有潜力的人、积极工作的人,即使他们“慢”,也支持他们,是不太容易的事情。支持快的人,支持错了,也没人责怪。而支持慢的人,也可能有搞错的时候,作为各级资源掌握者、决策者,这很不容易。

    但是,世界科学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今后最重要的科学发现,既可能出自快的途径,也可能出自慢的方面。因此,不同的科学工作者根据各自特点,有所选择,有得有失。

记者 雷宇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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