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尧学:高校去行政化应从“细胞”开始

中国教育装备采购网2013-03-21 10:22围观1736次我要分享

  【我国高校改革需要系统设计、综合改革、稳步推进,更要从基层“细胞”开始,逐步建立起民主的制度文化。】

  【改革如果不能让基层的人受益,注定是没用的。改革就是要把不符合生产力发展、不符合高校发展、不符合教育规律的地方改掉。】

  青年教师可以8年不上课,专心致志搞科研;实验室向本科生开放,投入1.4亿元用于本科生的实验、实习课程……这些在人们看来几乎不可思议的改革,正在中南大学实实在在地进行着。

  从去年2月开始,中南大学推出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方案,涉及人事管理、本科教育、学位教育、研究生教育、科技体制、医学教育等六方面,一时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一年后,学校经费不断上涨、人心凝聚。

  主持改革的正是中南大学校长张尧学,这位曾担任过教育部科技司、高教司和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等职位,在计算机和信息领域颇有建树的工程院院士,在担任中南大学校长不到4个月后,便启动了这项令人瞩目的改革。

  在张尧学看来,我国高校改革需要系统设计、综合改革、稳步推进,更要从基层“细胞”开始,逐步建立起民主的制度文化。

  如何圆大学的中国梦

  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梦成为热词。那么,中国高校,或者说以中南大学为代表的“985工程”高校,应该如何圆这个“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高校之梦呢?

  张尧学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一所高校要建设成为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并不是有多少个国家级别课题、多少篇SCI文章,而是要对人类的知识宝库有较大的贡献,或是在人类的知识宝库中注入一些闪光点,“就像古时的造纸术、指南针,这种贡献、闪光点要经得起时间锤炼,始终让人觉得伟大”。

  把大学放在当今时代的坐标下,则要推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发展,形成具有核心价值的技术成果。“这种成果要与产业链紧密结合,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张尧学举例说,斯坦福大学原创技术对产业的推动能创造出一个硅谷,而一个硅谷就相当于世界上许多国家GDP的总和。

  在他看来,向世界一流水平大学的目标迈进,具有国际眼光的学者和大学精神同样不可或缺。“一所大学要有不受外界干扰,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文化和精神传统,就是要有大学精神。”张尧学说,大学要有自己的价值观、价值取向,这种价值观、价值取向应该是人类文明的结晶。

  去行政化,从学院做起

  去行政化一直是中国高校改革的热点,同时也是改革中最难的部分。而这恰恰是中南大学改革的核心——去行政化,实现教授治校。

  张尧学表示,学校最大的措施是鼓励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精神自由。“要实现三者自由,关键是要把大学办成民主、共同的学术管理体,让大学工作者既有自己的学术观点,又能参与大学管理。”

  “事实上,民主管理在大学的校级层面相对难以实现,因为校级层面有多学科、多类型,因此我们首先在学院、学科层面上充分开展。”张尧学说。

  中南大学采取的做法是学校向二级学院下放权力,二级学院内实现互相制衡。过去院系大小问题都由党政联席会“拍脑袋”决策,如今方案必须先从教授委员会中产生,然后再提交党政联席会审议通过。在教授委员会上,由教师民主选举出来的委员们将会对学院员工的绩效工资分配、考核评价等多项关乎教师们切身利益的事情进行民主决议。

  当然,在实践中,有时也会遇到阻碍。“最大的困难是在教授委员会中,有些教授不会行使权力。”张尧学说。也难免有个别“羞答答”放权的领导,想放权又舍不得放。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舍不得放权也要放权。即使教师们暂时不会行使民主权力,也要让他们学习操作,要让他们在讨论中把事情办得更好,在改革中学会民主管理、共同管理。”他的态度十分坚定。

  把蛋糕做大,让教师们感到幸福

  中南大学的改革刚刚启动的时候,有一些朋友对张尧学提出了善意的警告:“只要是改革就会触动有些人的利益,就会有阻力,你这个改革是推动不下去的。”

  一年以后,大家却发现这场改革进行得十分顺利。

  张尧学解释道:“我认为改革有两种模式。一种改革是利益的再分配过程,这会伤及一部分人的利益;还有一种改革是把制度中阻碍进步发展、阻碍生产力的滞后的东西释放出来。”

  在他看来,中南大学的改革是一场没有侵害任何人利益的改革——不是“把你口袋里的钱拿出来给他”,而是一个“把蛋糕做大,把限制做蛋糕的因素打落”的过程。

  他跟记者算了一笔账,学校今年的经费增长了4个亿,行政支出减少了21%,职工工资每年增幅介于25%~30%。

  “但是,改革最主要目的并不是把蛋糕做大,而是让大家生活幸福。建世界一流大学,也是为了让大家生活幸福。所以我们首先要让师生员工感到幸福,让他们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张尧学说。

  中南大学教师的职称评定不再是所有院系统一标准,而是由各个教授委员会决定各自的方式。有些专业采用“同行评议”的方式,不再受论文等硬指标限定,让教师有更多时间用于做感兴趣的课题。

  “改革一定要让‘细胞’受益。改革如果不能让基层的人受益,注定是没用的。”多年来在教育部相关部门工作的经验,让他对中国高等教育体制再熟悉不过,“我们的改革就是要把不符合生产力发展、不符合高校发展、不符合教育规律的地方改掉。”

  给青年人才更多学术信任

  有了教授委员会,即便是校长想安排一个人进中南大学,几乎也是不可能的。但也有例外,那个人就是中南大学学生刘路。去年,这位破解了世界级数学难题“西塔潘猜想”的本科生,被张尧学破格提升成为正教授级研究员。

  对于刘路破格提升一事,张尧学曾对媒体说过,作出这个决定,并不是期望刘路以后作出多大的成就,学校奖励的是他已经取得的成绩。“哪怕十年不考核,我都相信他每天在探索和研究。”

  刘路没有辜负校长的信任。今年,他带着一篇论文登上了美国数学学会的讲堂,这在国内同行教授中也鲜有人能做到。

  “对于天才的培养,就是学术信任,给他们一个宽松的科研空间。”张尧学如是说。

  事实上,被给予这种学术信任的,不只是刘路,还有中南大学的青年教师们。学校允许讲师8年不上课,希望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学术探索和研究。

  “35岁之前是一个人创造力最旺盛的时期,博士生毕业大约27岁,接下来的这8年是做科研的黄金时间。” 他认为,青年教师需要在年轻时把科研底子打好。而一些老教授让青年教师挂名讲课,实际上浪费了青年教师最宝贵的时间。

  张尧学告诉记者,8年时间里,学校可以不考核青年教师的工作量,按全校工资、绩效的平均水平给青年教师发放薪水;海外回来的博士还可以享受副教授水平的待遇。“青年教师可以专心致志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当然,8年是一个极限值,往往青年教师在5年左右就可以评上副教授,依规定副教授必须上台讲课。张尧学解释说,如果8年过去,青年教师依然未评上副教授、教授,决定权完全交给了教授委员会。只要教授委员会认为这名青年教师有潜力可挖,他还是可以留下来继续任职。

  校长是一所大学的灵魂

  如今谈到大学校长,人们几乎言必称民国时期的清华校长梅贻琦、北大校长蔡元培。

  无论这些校长是否有被后人神化的倾向,我们都不得不承认,“校长对一所大学来讲很重要,他是大学的灵魂。”张尧学说,“如果校长在任的时间足够长,他的文化会影响到整个大学的文化。一位校长的思想、治学理念会在大学中显现出来。但也不要把校长的作用看得太大,校长也是在党委的领导下工作,教授才是大学的核心。”

  现在的大学校长或多或少被作为行政官员管理,不太适合作太多有个性的发言,因此看起来似乎影响力不够。但是,他相信“按照依法治国的发展模式,大学校长会越来越显现出他们的个性。”

  当然,张尧学更愿意强调制度的重要性。“因为有了制度,若干年后即便校长换人,民主管理还能持续下去。因此当务之急是建立制度文化,让每个在大学工作的人都要养成一种遵守制度的文化,改革一定要讲规则、讲程序、讲道理。只有形成制度文化,新来的人才会跟着制度走。这也是改革即使有挫折、有争议,我们也要坚持下去的原因。”

  如今,中南大学进一步的改革正在按计划进行之中,而张尧学更愿意做一名铺路的使者,“大学的作用就在于保证制度文化的建设不被中断,我们希望花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来检测改革的效果”。

来源:中国科学报责任编辑:荔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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