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日，中科院迎来几位重量级的客人。
在为期两天的国家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国际研讨会上，来自中国、美国、德国、英国、瑞士、意大利、日本和新加坡等8个国家的13名国家实验室“掌门人”，与中国几大部委、决策机构、地方政府相关人士和科学家坐在一起，就建设国家实验室事宜展开了深入研讨。
然而，这并不仅仅是一次老朋友之间的学术交流活动。对中国来说，它还事关一种更高层面的思考。
时代的召唤
国家实验室作为国立科研机构的一种重要形式，兴起和发展于二战前后，主要是应对国家重大和紧迫的战略需求，也是科学技术自身发展的需要。此类实验室以明确的国家任务为目标，通过多学科交叉集成，解决事关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科技问题。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面临着经济结构性调整和社会重大转型。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都对科技创新、对国家科研机构提出了更加明确的新要求。
“人们希望，科技创新在不断产出新思想、新发现、新技术、新产品的同时，也要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更多的动力，拓展更大的空间。”中科院院长白春礼说。
近年来，中国对科技体制进行了大力度改革，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并制定了一系列重要政策和改革举措。
而如同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所提出的，“在重大创新领域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已成为科技体制改革中的一记“重拳”。
“国家实验室建设将是中国科研体制的一次重大转型。”国际竞争的白热化和国家内生发展的需要让白春礼和他背靠的这支科技“国家队”感受到时不我待的紧迫性，他们决定迈出一步，率先探索。
姓“全”还是姓“专”
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国家首批“千人计划”入选者丁洪从2008年回国工作开始，除了本职的“硬科研”外，还一直在着手一项“软课题”的研究。
他的任务非常明确，就是要搞清中国的国家实验室究竟应该是个什么样子。
目前，包括丁洪工作的北京凝聚态物理国家实验室在内，中国的几个“国家实验室”主要还是按照学科领域设立的。但在丁洪看来，随着科研模式的转变，原来的思路需要作出调整。
“我认为，现在中国最需要建设若干个综合性的国家实验室，而不是简单地按照学科去划分，挂靠在某个研究机构下。”他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中国的集成创新做得很好，但在核心技术方面，却不时会被竞争对手“卡住脖子”。而要想在核心技术上取得突破，单一研究所的积累往往不够。诸如脑科学、新能源这些领域，本身就需要多学科交叉进行研究。
“更何况，有些科研本身就属于一种国家行为。”丁洪说，“特别是那些需要长期积累、与公共利益相关的工作，只能由综合性国家实验室来做。”
代表着当今世界最高水平的美国能源部国家实验室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在“曼哈顿计划”的催生下，阿贡、橡树岭、洛斯阿拉莫斯、劳伦斯·伯克利等一批专注于推进核武器研究的国家实验室应运而生。
而后的几十年中，这些国家实验室逐步成为美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不可替代的战略力量，同时也不断拓展研究方向，储备起一支强大的研究队伍，成长为实力雄厚的多学科交叉综合研究中心。
“我们的实验室是为了实现国家战略任务而设立的。”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主任Thomas E. Mason坦言，“在科研布局和经费配置方面，我们也会根据国家发展需要，随时进行调整。”
“这件事，中科院能做，也必须做”
科技发达国家的国家实验室和科研机构建设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完善的体制机制，在围绕国家使命开展高强度、跨学科、大协作科技创新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白春礼认为，中科院已确立了“三个面向”“四个率先”的新时期办院方针，并正在按照创新研究院、卓越创新中心、大科学研究中心、特色研究所4种类型进行分类改革。作为中国主要科研机构，中科院有必要按照国家要求，进一步集成整合相关力量，加快推进国家实验室建设。
“建国家实验室，我觉得没有比中科院更合适的了。”丁洪说，“中科院的定位决定了它能很好地做到以国家任务为导向。”
丁洪此言不虚。60多年来，中科院一直致力于服务国家重大需求及前沿基础研究。其科研、政策咨询与人才培养的“三位一体”结构，大批优秀科研人才，全国超过80%的大科学装置设备，都有利于中科院担负起建设国家实验室的重任。
Antonio Masiero是意大利国家核物理研究院副院长。他说，自己供职的这个国立研究院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国家实验室遍布全国，与周边的大学紧密联系，形成合力”。
实际上，来自大学的合作研究者比研究院本身聘用的科学家数量还要多。“我们的国家实验室不仅自己开展研究，还采取完全开放的政策，让附近的大学参与进来，帮助它们为国家科技进步发挥作用。”Masiero说。
以一带多，也是丁洪构想的一种模式。中科院拟建设的几个综合性国家实验室，要考虑在中国的地域分布，实验室之间要有一定竞争，同时每个实验室都要为周边的大学、地方科研机构、企业提供平台，最终将科学家的好奇心与国家需求真正融合在一起。
“这件事，中科院能做，也必须去做。”丁洪对此充满了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