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本寒冬中迎接“冰桶挑战”

中国教育装备采购网2016-04-20 09:40围观1230次我要分享

—— 一场跨越大洋的青年创业碰撞

  在中国,缓慢起步的创业教育与突然提速的创业热并不相称。一项调查显示,中国的高校中只有不到3%的课程涉及创业教育。但是在美国,至少有1800个学院开设了大约3200门关于创业教育和创业实践的课程,同时学校创建了至少100个创业研究中心,为学生提供系统专业的创业指导。

  4月9日,青岛西海岸唐岛湾沿海一线笼罩在大雾中,青岛发布红色预警,能见度不足50米。此时,在青岛香格里拉大酒店大宴会厅里,美国中佛罗里达大学电子工程系博士生白彧举起手机,朝着窗外的白雾茫茫拍了一张照片。

  随后,他将照片导入系统,经过一系列的运算后,这张图片雾气消散,远处的广厦露出真容。

  在描绘这项技术的应用前景时,白彧让大家想象此时此刻青岛市交管局的交通控制大厅的屏幕,“肯定是白茫茫的一片吧”,然后他用“魔法棒”一挥,变得清晰的,不光有屏幕,还有他们整个商业蓝图。

  这是在青岛举行的中美创新创业大赛决赛的一幕,这项由山东大学金融研究院石玉峰教授领衔的项目——“基于压缩感知原理的复杂环境下高效影音传输系统”,从105支参加决赛的中美创业团队中脱颖而出,摘得一等奖。在过去的半年里,有500余支队伍历经了华盛顿、休斯顿、芝加哥、硅谷、上海、济南、青岛及网络赛8场初赛。

  当被问及为什么准备将这个项目在中国落地,白彧幽了一默:“在美国照片去雾,大家似乎并不感冒,但在雾霾肆虐的中国,这个项目潜力无限。”

  听者会心一笑。

  这个舞台,既是一场比拼,更是一场交流,比赛后的中美创客论坛上,拿着激光笔、对着幻灯片指点方遒的青年创业者们,和专家们一起畅谈中美文化冲突里的创业江湖。

  更多的年轻人有了入场角逐的机会

  “生态环境”意味着在摩天高楼林立的芝加哥,当他抬头望向那些高楼,那些高级写字楼顶楼之上的绝美风光,曾经被庞然大物的巨型公司们把持着,如今已悄悄易主年轻的创业者。

  来自美国的参赛者,耶鲁大学的血液病理学家萨缪尔·卡兹博士还记得小时候骑在父亲脖子上去参加科学展览会的情景,这种情景如今已不再常见,他的孩子们更多的是参加发明博览会。这些博览会教会了孩子们如何发现这个世界的痛点和解决痛点的方法。

  在美国,创新是流行文化。打开电视机,像创智赢家这样的创业真人秀总能够收视率长青。在大学里,形形色色的创业课程,应接不暇的沙龙让你心中创业的火苗可以“原力觉醒”。走出校门,你还可以背上行囊,去参加为期5-7周的创业训练,全部的费用都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承担……

  美国像是创业者的金矿,这里是充满着财富和传奇,创业者只要随便拿一张簸箕,俯下身来,在河床上淘沙,就能淘出真金。但罗马并非一日建成。

  美国芝加哥大学创新中心主任约翰·弗雷文从芝加哥大学博士毕业那年,跟同样博士毕业的哥哥创立了一家生物化学企业,“我要把这家企业做到纳斯达克上市”,当他不停地给投资者游说自己的宏图时,就连他的哥哥也觉得这是痴人说梦。

  12年,这家公司从芝加哥大学的创新孵化器的狭窄办公室,搬到了摩天大楼上带有宽阔落地窗的办公室。弗雷文用12年的时间,让这家当时已经有400名员工的企业上市。这时,他已经是7个孩子的父亲,在事业的瓶颈期,他的妻子告诉他,你可以重头再来。

  于是他开始了第二次创业,这次,他把公司做到上市,只用了5年。

  时间缩短了7年,除了弗雷文个人资本和经验积累外,他始终强调一个词语——“生态系统”。在这次的中美创客论坛上,“生态环境”的确是中美年轻创业者、研究者和风投口中高频词。

  对中美创新创业大赛的组委会秘书长邹难来说,“生态环境”是每天早晨驶向硅谷的列车里,到处都是西装革履的人打开笔记本,修改着即将向风险投资人展示的幻灯片。

  在芝加哥赛区的初赛中,一个11岁的美国小朋友走上台来,打开手机,展示自己开发的APP(一种安装在手机上的软件),一个面向儿童的社交媒体,更让当时坐在评委席上的邹难咋舌的是,这还只是他众多创业项目之一,他还在YouTube(一个视频网站)上开了儿童科普的频道,经常到芝加哥大学开设讲座。在美国,创新早已“under the skin”(成为深入骨髓的基因)。

  对于如今身份转换,成为青年创业助推者的弗雷文来说,“生态环境”意味着在摩天高楼林立的芝加哥,当他抬头望向那些高级写字楼,那些顶楼之上的绝美风光,曾经被庞然大物的巨型公司们把持着,如今已悄悄易主年轻的创业者。“许多老建筑和这些摩天大楼现在主要的承租人都是创业公司的员工,而且他们的竞争力非常强。”

  这场巨大的革命是慢慢完成的。20年前,当弗雷文决定走上创业这条路,他和哥哥顺流而上,披荆斩棘。如今,这条航道变成了顺流而下,芝加哥城本身也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孵化器。611个创业企业在过去5年里成立,有80%还仍然处在活跃的状态;一个名为“创业银行”的孵化器,市值已经达到了10亿美元的估值……

  这样的生态系统也正在中国悄然形成。

  可可空间创始人魏锋回忆:“1999年的时候,中国民间的风险投资是从中小板开板,一直到2012年,这段投资主要是套利性投资。”此时,真正抛向中小型创新型企业的橄榄枝少之又少。

  2015年3月15号,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提出来“双创”。“从绿皮车突然提速到了高铁”,这是很多人对中国创新创业发展的一个比喻。在中国,创新创业从“不务正业”到“全民事业”,似乎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

  美国乔治城大学副校长助理肖水根回国后发现,“一时间,到处都在建重创空间、孵化器、创客空间,到处挂牌子、建房子”。魏锋做过一个统计,2014年年底,中国的孵化器大概有1400家,到现在差不多有4800家到5000家。

  但在很多大学生创业者心里,真正扇动蝴蝶翅膀的,是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一个春末的早晨来到中关村创业大街喝掉一杯拿铁。

  台上的四把椅子,有两把是留给了两位“新晋”的创业者。一位是“90后”的创业者、虫洞翻翻的CEO(首席执行官)李春阳,另一位是今年1月刚从英特尔中国研究院院长之位离职,投身自动驾驶领域的驭势科技CEO吴甘沙。这是论坛讨论的一场——“对话创客:中美创新创业趋势”。

  已经有些两鬓染白的吴甘沙和脸上稚气未脱的李春阳“平起平坐”,如果严格按照“入行”时间,吴甘沙还得称李春阳为“前辈”。相同的是,他们都是“创业狗”的状态,每天连轴转地面试、见风险投资人。

  吴甘沙把这一切都归咎于这个时代,巨大的变革带来的范式革命,所有人都踩在一个起跑线上。在这之前他在英特尔顺风顺水,“混得不错”。他曾有两次机会出来创业,但他都没有出来。

  “我是典型的富农心态,革命不彻底。”吴甘沙解释自己之前为何没有创业时,打了个比方,“就像你在机场排队办登机牌,好不容易排到中间靠前了,突然旁边又开了一个窗口,后面的人全跑过去了,你跑也不是不跑也不是,只能尴尬地等在原地。”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这一轮模式创新带来的红利拉低了门槛,让很多年轻人有了入场角逐的机会。

  “创业的小船”咋说翻就翻?

  “在硅谷,我没有看到过一家创业公司在做手机,大家都在研究发射火箭、医疗、VR(虚拟现实)等下一代技术,但在中国,号称最聪明的创业者还在不断做手机。”

  “投资人害怕我是一个一戳就破的泡沫。”在去年9月份,经过了几轮的谈判,当所有的投资准备都做好,山东大学大四学生李春阳并没有拿到投资人签字的支票,反而得到了他抛出的三个问号:“你太能说了,做得怎么样?”“您太年轻能不能抗压?”“互联网+翻译的市场有多大?”

  被投资人放了鸽子的李春阳又花了半年的时间去证明自己,今年年初,他在投资人办公室里用了两个小时为自己赢得了投资,之后又获得了老鹰基金的跟投,一切上了轨道。而这半年时间的“弯路”,他将其归因于去年开始的资本泡沫。

  “太疯狂了”,李春阳见识过各种各样专门研究投资人喜好,夸大自己生意的年轻创业者。创意工场的CEO李开复说,去年在O2O(从线上到线下)和硬件领域,他看到很多创业者都描绘出一个非常巨大的用户量,认为这个用户量能创造巨大的价值,想以此获得很高的估值。

  “说白了,就是忽悠。”跟李开复在伦敦有过一面之缘的李春阳对自己的产品有着足够的信心。但“骗子”多了,诚实的人就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去证明自己,在这样的“塔西佗陷阱”中,越来越多的投资人持币观望。

  资本寒冬的到来,对于大学生创业者来说,是一次攸关性命的“冰桶挑战”。

  “很多O2O的创业公司,去年做A轮融资的1000多个项目已经失败了。”海尔集团的轮值总裁周云杰发现,“一方面产能过剩,一方面需求得不到满足”,资本寒冬中,好的项目找不到资本,资本也找不到企业。

  李开复认为,在超高的死亡率下,成为“独角兽”的青年创业企业只有千分之一。

  在中美创客大赛的参赛项目中,中国的年轻创业者的作品大多偏重模式创新,借助线上平台,找到新的盈利点,而美国的项目,多是一些硬核科技、黑科技。

  “在硅谷,我没有看到过一家创业公司在做手机,大家都在研究发射火箭、医疗、VR(虚拟现实)等下一代技术,但在中国,号称最聪明的创业者还在不断做手机。”猎豹移动CEO傅盛对比中美创业者的差别。

  “人家已经在改变世界了,我们还在摆弄手机。”去年,美国特斯拉公司的CEO马斯克成功了发射了一枚火箭,预示廉价航空时代的到来。这刺激了无数的中国创业者。

  搜狗CEO王小川说:“美国绝大多数创业者创业的出发点是去探索、去满足好奇心,寻求创新。这和中国的创业环境截然不同,中国创业者不谈产品的问题、用户体验的改变,而是刚刚完成天使融资,就规划好什么时候完成几轮融资,什么时候IPO(首次公开募股),非常浮躁。”

  创业的大船,舵头已经开始转向了。吴甘沙发现,“O2O、跨境电商这些模式创新的红利越来越少了,风险投资人的思路也转变过来了,他们越来越愿意去投那些所谓的硬科技。”

  在大赛中,有些创业项目因为短期内积累了数量可观的用户而沾沾自喜,评委们兜头就是一盆冷水:“现在一个APP通常寿命只有99天,你这里有没有核心的东西别人做不到?别的团队会不会做出来抢你的利润?你要考虑你的盈利模式和怎么保护你的核心东西。”

  现在的创投圈里流行一个词——“1万个小时定律”,吴甘沙解释说:“你在一个领域建立自己的品牌需要1万个小时,也就是一天做8小时,一年365天,然后做5年,你就能变成这个领域的专家。”对于刚出校门的大学生,这条黄金法则实在是太苛刻了。

  那么,大学生创业的意义在哪里?

  “很多人说大学生创业不靠谱,我也觉得不靠谱,所以创业时,我从没把自己当学生看。”对于创投圈对大学生创业者的质疑,李春阳有些自负地回答道。

  将食物原材料放进烤箱,然后扫描条码,或烤或煎或煮,12分钟后,一顿热腾腾的料理就出锅了。一段炫酷的概念宣传片结束后,来自美国赛区的小伙子皮特上台,他的眼神坚毅,充满了自信。在他的计算里,50%的利润率不仅意味着他找到了一笔稳赚不赔买卖,也意味着或许他找到了一条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小径,顶着呛人的油烟在厨房里折腾半天弄出一餐饭的辛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避免了。

  带着重新定义大家对烤箱理解的野心,带着几天内销售25万美元的业绩,皮特向台下的评委描绘了一个700亿美元的庞大市场,而这个市场最大的部分就在中国,将公司设在中国,面向中国市场,或许是这个小伙子目前最重要的人生决定,现在他已经开始在中国寻找代工工厂。

  但对于台下的评委来说,这样的一个跨越大洋的烤箱能否跨越文化的大洋,是它生死成败的关键。

  台下评委的问题直白而不留情面:“在美国的家庭里,烤箱是必备品。但在中国厨房里,烤箱并不常见,你怎么说服中国人去买一个他们之前未曾用过的炊具?它能否胜任煎炒烹炸焖溜熬炖这样复杂的中式烹饪技巧呢?”

  被誉为“硅谷创业教父”的保罗·格雷厄姆,在一篇文章中写道:“25岁左右是创业的黄金期,这个时候的年轻人占尽了优势,他们拥有精力、贫穷、无根、同窗和无知的武器。”

  “不要轻视大赛,更不要轻视年轻人。”这是很多投资者的经验之谈,在美国表现最优秀的50家高新技术公司,有46%出自麻省理工学院的创业计划大赛。

  突破从专利到产品的“最后一百米”

  “有多少教授的研究成果只是为了发论文?有多少研究是真正指向应用的?有多少学校为教授创业开了绿灯?有多少学校还规定处级干部不能办公司?”

  就像很多伟大的创意都是从一杯咖啡开始,“压缩感知”项目的诞生也是源于一场闲聊的“咖啡时间”。2015年寒假,石玉峰前往美国访学,与白彧闲聊起各自最近的研究方向,碰巧他们都对“压缩感知”很感兴趣,两人一拍即合。

  一杯咖啡结束,对当时石玉峰和白彧来说,这只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研究课题,谁也没曾想过将其产业化。石玉峰说:“当我们的算法有了突破之后,大家就想把理论应用到实际,实现从软件到硬件的跨越。这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大家的初心都很单纯,没有任何功利性的想法。”

  尽管自己的项目斩获殊荣,石玉峰还是觉得自己跳过龙门的“少数派”。从研究成果到商业创业项目,他们用了3个月的时间将它打磨上路。但是对于中国大部分高校中的学校,跨出这一步可能遥遥无期。

  “高校现在储备的专利技术其实是很丰厚的,比如说山东大学每年大概有150项的专利技术,但真正能够转化成生产力,能够变成产业落地的非常少,可能5%都不到。”山东大学副校长胡金焱说。

  “有多少专利躺在仓库里睡大觉?”石玉峰举出了另外一组扎眼的数字,2004年至2014年9月,中国共发表国际论文136.98万篇,排在世界第2位。

  “有多少教授的研究成果只是为了发论文?有多少研究是真正指向应用的?有多少学校为教授创业开了绿灯?有多少学校还规定处级干部不能办公司?”石玉峰一连抛出四个问号,正是这四个问号让从专利到产品的“最后一百米”无法突破。

  “政府没有理由不喜欢啊,这样的交通仿真可以模拟各种各样的交通状况,实现城市交通的优化和管理。”在白彧出国之前,从事交通仿真研究的邹难一直想把自己实验室的产品卖给政府。经过几次跟政府的接洽后,邹难发现了一种思维逻辑上的冲突:“政府需要的是你能拿出一些实际运用的案例。但是在大学的实验室里,这基本上不可能。”

  在“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创新逻辑下,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成就了美国创新的生态链条。在背靠硅谷的斯坦福大学,现在活着的校友创造了有1.8万多个企业,产生了1.27万亿美元的收入,这个销售额如果按国家的GDP排的话,能排到10多位。

  这次带着生物技术创业项目来到中国参赛的萨缪尔·卡兹,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创业者,在他的求学生涯中,只学会了如何去经营一所实验室,至于经营公司,他的知识基本上为零。

  这并不影响他将自己的项目做成一个成功的企业,“我不用考虑终端产品是什么样子”,一整套完整的创意孵化体系已经建立,他只需要在实验室里找到解决方案,剩下的会有合适的人将这些成果转化。

  在中国,缓慢起步的创业教育与突然提速的创业热并不相称。一项调查显示,中国的高校中只有不到3%的课程涉及创业教育。但是在美国,至少有1800个学院开设了大约3200门关于创业教育和创业实践的课程,同时学校创建了至少100个创业研究中心,为学生提供系统专业的创业指导。

  在邹难看来,美国已经形成了一条校内校外贯通的创业孵化产业链条。

  在硅谷,你不用担心自己的好的想法会没有市场。你只需要把想法做成PPT拿到创业中心,中心的老师会根据你想法找到相应的代理公司,代理公司会帮你找到技术开发公司和风投。你所要做的就是不断完善自己的想法。在西雅图和硅谷,还有类似科尔曼基金会这样的专门指导和投资创业的基金会,会在你的想法刚刚成型的时候给你最需要的帮助。

  跟弗雷文聊天,李春阳除了羡慕还是羡慕,他羡慕的是美国高校对创新创业教育的重视,“学校每年发4个1000万美元的项目投资,80个100万美元的项目投资,至少在国内,我还没有看到一所学校有这样的气魄”。而且,他还发现,跟中国政府参与色彩太浓相比,美国的这些创业基金大部分都是第三方来运作,政府介入很少。

  数学家石玉峰身材不高,略显瘦削,鬓发稍有斑白,知道他另外一个身份的人少之又少。2013年,山东电视台拍摄特别节目《大刀记》,一时各路武林人物云集济南。拍摄完毕时,恰好有一位铸剑师傅带了新制的七把刀剑来给大家展示,山东本地的武师也登台展示刀法,其中有一位就是石玉峰教授。这位梅花拳大侠燕子杰的亲传弟子,内家拳高手,举起青龙偃月刀,舞动如飞。

  数学家舞起大刀,这似乎是一个隐喻,唯有跨界,才成就创新创业的未来。

来源:中国教育报责任编辑:黄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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