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赫芬顿邮报》1月6日报道，在许多美国大学和学院，体育项目如同一套自成体系的机器——狭隘、封闭、保守，并与学术项目完全分离。尽管体育是在校学习体验的补充，但其对院校的价值通常在于：为平衡学校招生人数做出贡献的学生运动员人数、校队输赢比例记录，以及吸引校友兴趣和参与的能力。
这是否就是一切了呢?体育能否为大学做出更多贡献呢?
在成本和标价关系日趋混乱的时代，真实的情况是，体育项目很少能弥补为其付出的经费。尽管可以对体育项目高效运转的能力进行肤浅地论述，但事实是，运动员耗费了绝大多数大型一类学校体育项目的运营经费。随着推高学费标价的动力愈加清晰，将很可能需要仔细审视运动员“整体”真实成本，包括招募成本、奖学金、教练薪酬、雇佣的教练和支持人员数量以及参加的总项目数量等因素。
当然，也有关于运动员为院校所带来利益的反向论述。有一些利益可以量化，例如帮助建立和平衡招生人数的招募者数量，特别是在三类院校。而诸如校友参与、增加捐赠支持、提高院校知名度等其他利益则更加难以准确定位和量化。
此外，很多大学都很少管理体育项目，使运动员更像是一个有特权的兄弟会组织。通常来说，一部分受托人——往往但并不总是退役的运动员学生——会保护体育项目免受学校董事会的干预措施影响。体育主管与他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即使有任何怀疑也不一定会向校长和其他高级职员披露。这种关系会延伸至本地媒体、博客以及社区宣传者和支持者中，无论发生什么变化，都会使他们做出回应，运用他们的口头“战术核武器”来团结和支持他们的部队。
校长和董事会主席在处理体育项目时也要承担风险。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例子。在爆出丑闻时，谁才是宾州大学最有影响力的领袖呢：格雷厄姆斯·巴涅尔(Graham Spanier)还是乔·帕特诺(Joe Paterno)?
当然，大多数人都同意，体育活动可以丰富院校生活，并使其具有特色，也可以成为实现院校长期战略目标的战术之一。但是，校长和董事会应当如何支持体育项目，并同时避免最恶劣的行为削弱其效果呢?
有多项因素需要考虑：
学院或大学必须对自身有着清醒的认识。体育是否为更广泛的校园社区做出了贡献?如果是的话，应当加以明确说明，并进行适当的定义，以使外部人员，包括申请入学者，可以理解院校的“感受”。
体育可以为在校生活做出哪些贡献?如果体育是课堂外丰富教育机会的一部分，那么运动员学生应当重视哪些教育效益?西点军校等院校是一个良好的案例，例如，体育运动可以促进领导力发展，提高协作能力，增强合议能力，并培养管理时间的技能。这些特性也可以帮助定义拥有体育项目的绝大多数院校的文科基础传统。
在体育项目和学术项目之间建立联系。如果在参加体育会议的各机构间存在着共同的认同感，在这种认同感的基础上，如何在会议上进一步讨论共享学术项目、海外学习、工作安置、录取招生和行政规模效益?
在院校和体育之间努力达成平衡，特别是在媒体方面。这有一个简单的测试方法。如果学院的体育项目相当强势，体育内容在学院网站“新闻”部分中占据了压倒性优势，则学院必须试图重新平衡其公众形象，更多地描述其高质量的学术项目，以此将体育放到不那么重要的位置上。
主导会议。校长和董事会主席永远都不应声称会议“让我这样做”。校长应当负责举行体育会议，而体育主管应当对他们的校长忠诚。如果有必要在教职人员不在场时做出不受欢迎的决定，也必须根据会议的主旨做出决定。很多会议都仅仅是做出战术反应而非战略运营。
最后，问题的关键始终在于战略。体育运动如何支持院校的长期目标和愿景?
韦恩·格雷茨基(Wayne Gretzky)曾经说过：“一个好的冰球选手瞄准的是现在的冰球。而一个伟大的冰球选手瞄准的则是冰球未来的位置。”
最大规模的体育项目也许情况有所不同，它们的命运也将根据其情况决定。但在大多数院校，大学体育必须更好地服从于院校的整体愿景，制订可验证的指标来证明其对学院社区做出的贡献，并预测未来经济压力、消费趋势和优先级变动所带来的影响，以确保体育项目最终能够“瞄准冰球未来的位置”。
体育项目能否进行必要的变革，像普遍经历了变革的美国高等教育其它部分一样成长壮大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