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推送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杨东平的发言全文
很高兴有机会在十九大以后，就教育发展和改革问题和大家做一个交流，我先回应一下今天各位嘉宾的发言。上午有嘉宾提到教育决策的差异化，过去我们没有特别重视到，在中国那么大的国家，区域和城乡差别很大，所有的政策都是一个政策，编制、经费、课程、评价都是一个标准，这肯定是有问题的。在国外，地方化、差异化是通过地方自治来实现的。我们中国没有这个制度，那么我们各种制度、规划如何避免一刀切?用一个指标指挥全国，这是非常重大的问题。避免一刀切的统一号令不仅对农村贫困地区，其实对于上海、江苏、浙江等发达地区也是不太公平的。在梯度发展的概念中，这些地方完全可以先行一步，实行更加宽松的教育改革，从而发展出与内地完全不同的教育形态。这是很有可能做到的，我们要有这个概念。另外尹主任提到，需要重新认识教育质量，必须要这样。因为我们现在谈不平衡的发展，暗含对现状的承认。上好学、上名校、高学历，是在传统质量的概念中，但今天中国的教育不仅面临不公平和质量低的挑战，还面临更重要的来自于未来的挑战。怎么培养下一个时代的人?今年高考期间有两台考试机器人参加了数学考试，机器人都可以参加高考了，我们还在拼命培养考试机器?我们是算不过机器人的。所以对于我们现行这套教育教学模式，如果没有一个深刻的批判和反省，还是在原有的框架下来思考问题，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我今天的发言就是围绕“创新”这个主题。我们知道，人民群众对现行教育的不满意，既包括对争夺名校资源、掺水掺假高学历，也包括对现行教育体制的不满意，大量学生用脚投票，走出国门。
现在很多家长，尤其是新一代白领家长清楚地知道这种教育是不好的，让孩子从小背负很大的负担，比成人还大的负担，不忍心。但想找到一所善待儿童的地方，找不到，其实也不是完全没有，国际学校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需求，但学费要一年三十万。一个善待儿童的教育就那么昂贵吗?所有明星主持人都是把孩子送到这类学校，知道在这类学校儿童会得到正常的对待，会比较快乐，会全面发展，保证睡眠，保证健康。为什么我们的教育尤其是小学连这些最基本的功能都扭曲了?如果我们对教育的发展、教育的质量，还停留在这种框架下，那就跟现代化的理想背道而驰了。中国的基础教育第一步需要的是正常化，学校像学校，老师像老师，家长该干嘛干嘛，别天天都是疯魔的样子，小孩也是痛不欲生。这种情况若是不改变，不从应试教育突围，教育再发展，也难以实现国家目标。
怎么改变这种现状?除了评价制度要改变之外，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建立教育的多样性、选择性、丰富性，这是基础教育改革非常重要的目标。我们面对的是千校一面、整齐划一这样一个现实。这些年来我们缺少了一个改革——中小学办学体制改革，在90年代，实行过一轮办学体制改革，但基本上还是公办教育的单一体制。那一轮办学体制改革在当时教育产业化的背景下，是以产权改革为核心概念，就是转制学校，公办学校转成民办学校，转成高收费的学校，这个改革在2005年左右被叫停了。此后，中小学领域就没有体制改革这个概念了，只剩下了一个课程改革。新课改搞了十多年，课程改革当然很重要，但我认为，如果我们的改革永远局限在课堂里，而没有到学校层面，这个改革的有效性也是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如果放眼世界，其实公办学校比较刻板、比较划一、比较缺乏活力，这都是共性，都在通过改革的方式激活公办学校。在西方国家，90年代以来，中小学改革的核心领域，或者关键措施是学校体制改革，而不是课程改革。最著名的就是美国特许学校制度，特许学校与英国自由学校都是一个概念，政府仍然全额拨款，在不改变学校公办性质的情况下，把它委托给一个教育集团体来管，跟我们委托管理这个概念非常接近。这些创新型学校，一类出现在特许学校，像著名的“56号教室的雷夫”、kipp学校，是把一批最薄弱的贫民窟的公办学校拿出来让教育家去做实验，再坏也坏不到哪去了，所以公办体制改革非常有效。英国也模仿这个制度，创办了几百所自由学校。
我特别想要介绍的是台湾的教育改革，台湾的教育改革在很多方面可以为我们借鉴，譬如说在台湾，义务教育阶段是没有择校的，其小学和初中在义务教育阶段非常均衡，他们问我们：“什么叫小升初?”，他们没有“小升初”的升学竞争。台湾已经开始实行十二年义务教育，十二年国教，这个问题就严重了。因为义务教育就意味着均衡化，就近入学、消灭学校差距，这就意味着要消灭一批历史悠久的高中名校。所以，围绕十二年制义务教育两派争论非常激烈，一派认为要保证精英学校的地位，总要有一批学校是培养精英的。另外一派就认为不管有没有这些学校，前5%、10%的精英学生是客观存在的，平均分配在不同的学校，对提升学校的整体水平更好。因为精英集中在一块，还是形成一个小宝塔，有些学生就容易被压抑。所以这派叫“均优派”，不是否定优秀，而是让精英学生分派到不同的学校，而不是集中到几所学校。最后的方案是折中，给各种名校保留一定比例，考试录取的名额逐年减少。
在北京、上海这些已经普及高中阶段的地区，高中教育均衡发展这个概念需要提出。在高中阶段名校既得利益如此之大，教育部提名示范高中指标下放应达到50%，北京说下放到30%，据我们的调查是18%左右，还有很多是下放给自己所属高中。本来重点高中学校是不允许举办初中的，这个规定在北京市全面突破，市重点高中学校全部都举办了初中，上海好像还没有。所以高中阶段均衡发展目标如果提出来，会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通过中小学办学体制改革来增加教育的丰富性和选择性。台湾在2004年12月通过了一个新的立法，叫“实验教育三法”，即三个实验教育法。一个叫“非学校形态的实验学校”就是“在家上学”合法化，大家知道“在家上学”也是世界范围内新的教育形态，它可以弥补公办学校的不足，有它的一些特点。中国“在家上学”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大的群体，增长速度也很快。第二个叫“公办民营”，允许一部分公办学校交给民办力量来管理。第三个叫“学校形态实验教育”，指公办学校举办实验学校。规定很明确，每一个县区市可以拿出不少于5%，最多10%的公办学校实行实验教育，就是教育家自己提出一套教育方针、教育思想、课程设计、学制等等，经批准实行实验教育的学校可以不遵循现行教育立法，做你想做的事。现在台湾的实验学校也已经非常活跃。中国体制外的实验学校也非常活跃，已经构成了一种新的教育生态，全国至少也有几十所，都是小规模的创新型学校。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属于“非法办学”，还没有资质。台湾的这类学校原来也都是非法的，直到2004年12月立法以后，全部合法化。
所以作为一个政策建议，我们要开放民间办学，要把办学的门槛降低，就像鼓励大学生创业一样。我们现在虽然有民办教育法，但是这些设置都是门槛非常高的，目的在当时主要是为了招商引资，吸引资本家办学，规定办学校的土地面积、资金、保证金都非常高，这些是一个普通的书生、教育家不可能实现的。我们应该通过类似台湾的实验教育条例，打破体制的障碍，让更多有志于教育的年轻人、家长、社会力量，能够来办学，从而重新恢复中国作为一个教育古国的文明之光。真正的教育创新只会产生在这些学校，这是一种体制性的优势。
现在，美国还有一类学校，如：Altschool是由高科技企业家创办的，采用全新的理念和技术来办新的学校。我想说的主要就是开放办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