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投入首超4% 结构优化势在必行
19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和创新型劳动大军,最近一段时间技术工人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10月份世界技能大赛上,中国代表团实现了历史突破,获得了15枚奖牌,也站到最高领奖台上,很多人也是第一次意识到焊工、厨师可以赢得金牌或者世界级的荣耀。
技术工人或者说高级的技术工人属于知识型、技能型和创新型劳动大军中的成员,这些人在制造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自建国开始,我们工人阶级里头有一部分人叫八级工,就是12345678级分级,8级最高,当然当时的工资级别最高,而且在社会里面特别受尊敬,与“劳模”还不是一回事,更多的是一种技术上的职称。当时八级工的一个最高级别的工资也是很高的,基本上在七八十块钱左右,是高级讲师的工资级别。他们并不一定是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人,但是通常他们是中专、中技或中职的毕业生,这是一个职业教育体系。北京青年报有个特约评论员文章《优化教育投入结构需继续发力》,“一增一减”透露出一个积极的信号:目前公共预算里面的这个教育经费有两大块了,一块叫教育事业费,还有一块叫公共经费,其中普通高等教育的支出费用增幅下降,但是整个国家教育投入占我们GDP的比例,已经首次突破4%,显示出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关键是它的投入结构有了较大的改善。过去我们的长期教育费用投入不足,现在首次突破GDP的4%,但是目前教育的投入还是倾向于高等教育,其次倾向于城镇,而农村的投入相对不足,当前有两个较大改善的空间,一个就是义务教育,一个就是职业教育。职业教育目前的投入,在结构上来说,我认为还远远不足,还得加大。世界制造大国的德国历史上曾经也是假冒伪劣产品泛滥,英国就强制要求德国产品要标志MADE IN GERMANY(德国制造)。德国在一百多年前有过这个经历,但是痛定思痛,他们大量培养了技能型人才。虽然我们这种高级技术工人的比例,相对于其他走在前面的制造业大国来说,比例可能相对低,但是中国由于它庞大的产业工人队伍,还是有相当多的优秀人才,接下来就是怎么样把这些人才组织好,怎么样推广经验大量的练习和重复的训练是应该的,但是还不够,中国制造的未来需要培养高级的技术人才。产业升级,又需要需求大量的,有一定知识和技能的高级蓝领技术工人。
“学以致用”他山之石破局教育改革 知耻而后勇
普通教育,跟职业教育是两个不同的线路,普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通常培养的是所谓通才,这种教育的重点是具有一定知识水平的通识教育,但是,将来不一定工资高,不一定能找到“好职业”,我们找到了一些国外的资料,也能证明这一点,你受高等普通教育不一定找到“好工作”,拿到好工资;相反你受到比较好的高等职业教育,可能不仅工作前景不差,而且工资甚至比普通高等教育毕业生高些,完全取决于人才市场的供需;目前中国,高等职业教育经常与高等普通类教育细分的专业大学存在重合和交错,例如工业大学,理工大学,交通大学、海洋大学,计算机学院等等既可以理解为高等职业教育,也可以理解为高等普通教育,经常分不清彼此的界限。因为中国早期接受德日范式的司法体制和教育体制,后期接受前苏联范式,直至后来毛泽东主席拍案而起,要求废除文科高等教育,但是他始终坚持“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毛主席的愤怒恐怕还不能简单归咎于政治原因,可能也和他发现相当多的大学不能“学以致用”有关,随后他要求理工科大学培养工农兵学员,以及全科类的“赤脚医生”,或许初衷并无大错,只是逻辑和做法不正确。对比美国,乔布斯自己选择转学到一所他心仪的“职业高中”,后来他发现在大学里,学不到新东西,就毅然选择退学并另谋出路,与比尔盖茨异曲同工。相对而言,可能说明:乔布斯和盖茨所受的专门训练,普通大学无法给予或者基本重合,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证明美国的职业教育体系以及与职业教育体系衔接的创业机制或许有其可取之处。对中国而言,可能有待研究和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版块就叫高等职业教育。 我最近以来还关注到海外的高等护士教育,学成后工资比较高;我们国家的一些优秀护士是中等职业教育出来的,分配上长期体制内工资较低,在人才市场的作用下,他们也包括某些医生流出到国外执业,所以在改革分配制度基础上,适当调整和优化我国的职业教育体系,适应国际人才市场竞争,才能把这些人留在国内。德国和瑞士的职业工人队伍比较强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是他们是受过一定教育的,过去我国传统性的的手工艺者,受到的教育很少,但是当他们的手艺达到了相当的高水准的时候,收入并不低,但是他们从事的工作可能完全是手工的,提到的世界技能大赛,我国代表团成员年纪不大,这些人都是受过至少在初三或者是高中教育的人,电焊工还获得了个人冠军。包括我们的高铁,上天的火箭,船舶等等有的部位机件,航空母舰甲板的焊接部分,精细化程度和工艺水平就非常高,特别是后者只有少数国家可以做到。回忆我们过去那个时代的技术工人业务能手,明显的是他们年纪偏大,而如今基本前提是现在的年轻人受过较好的教育。我记得上次强调过:“所有的质量的背后是工艺,所有的工艺背后是科技水平”。技术水平上一个台阶的话,不能仅仅靠手工,里边有相当的技术含量。
优化教育结构关键是定位公共投入的取向善用市场力量 功夫在体制外
德国现在目前的统计,也就是20到30%之间的年轻人,接受大学教育,那么剩下的70%左右,接受的是职业教育;目前中国的1.67亿人劳动大军,那么目前高级技能人才大概在4000多万,我们要在制造业上进行再次的转型升级,那么高端技能人才的培养将会是我们的重中之重,其实多年以前教育部门跟国家有关政府部门早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但是苦于公共财政投入很有限,所以我们热切的期望就是让搁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法》早日出台,将民间资金补充投入到普通高等教育之中,置换和释放出一部分公共财政资金来搞职业教育和其它基础教育领域。此外,允许普通高等教育院校善用社会资金,但是教育募捐必须透明公开,接受监督,包括立法监督,当前这个进程已经开始。以美国为例,许多私立甚至公立高等院校的校长的基本功之一就是为学校募捐,其中募捐打底形成的耶鲁基金,还可以将盈利投入学校建设和发展,基金角色分离,一方面可以按照盈利组织自主运营或交由专业机构打理,另一方面按照非盈利组织管理,依照章程,不得将利润用于非本校和非教育用途的分配。
从经验上看,我国教育方面的公共投入可以有比较高的“回报”,比如学前教育,2010年入园率只有56%,后来政府投入以后,目前差不多增加了20个百分点。总的方向是让国家更多的资金去搞基础教育,其实基础教育里面,包括基础的职业教育,一定要明确基础教育的公共投入宗旨是社会效益第一优先,不能附带经济效率的条件,消灭灰色地带,不能首鼠两端;公立普通高校以教育为本体,科研项目接受私人投入和外部专家且有盈利要求的,可以借鉴英美等发达国家的经验,走单独立法的模式,尽量标准化,可以考虑将国外法规,例如《拜杜法》,和相关流程做符合国情的本地化调整,目的其实是在行政化转向非行政化的过程中,始终如一的保护体制内外的优秀人才;另外一个方面是分配制度,要提高体制内受职业教育者的待遇,属于市场部分的职业教育,受教育者的待遇随行就市由市场决定。优化教育结构其实功夫不仅是教育本身,而最重要的是善用体制外的力量,包括市场力量。
(全文完。本文参考了11月2日北京新闻广播的直播内容,主持人朱秦和与本人共同参与讨论的嘉宾清华大学刘杰教授亦对本文有所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