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影印古籍，必须先把古籍摄影，然后制版印刷。因此，在摄影术没有发明并传入之前，我国出版古籍是不知道用影印这个方法的。但当时也有类似的方法，即把一部古籍照样翻刻。这在版本学上有个专用术语叫“覆刻”，也可以叫“影刻”，有时也叫做“仿刻”。但“仿刻”这个术语用得似不够稳妥，因为只叫“仿”，自可不必力求逼真，不如用“覆刻”、“影刻”来得确切。
宋元时人刻书是否有用覆刻这种方法，因为流传下来的宋元本太少，无从比对，已难弄清楚了。明代则确有覆刻之事。有一部元虞集的《道园学古录》，是明景泰时刻本，但字体、版式完全同于元建阳刻本，前人定为据元刻本覆刻，并认为是用元刻印本直接贴到书板上覆刻。这是很有可能的，因为在明代前期，元刻本还不像后来那么珍贵，为了刻书牺牲一部元刻本不见得会怎么心痛。但正由于当时还不甚珍贵元刻以至宋刻本，所以刻书时不一定要求保存宋元刻本的本来面目，往往宁愿脱离宋元本的字体、版式而重新写刻一通。以后，明嘉靖本多仿南宋浙本，但只是仿其版式，其字体则比较规范化，没有刻意追摹南宋浙本的欧体字，所以不算覆刻。清初的写刻中有一种字体方劲的，颇有点近似南宋浙本，如张士俊刻的《泽存堂五种》就是其中刻得最精美的，而且版式也规摹宋本，但仍不是覆刻，最多只能算仿宋刻。
乾隆、嘉庆、道光时仿宋刻书更为盛行。因为当时不仅宋本已极名贵，追求宋本即所谓“佞宋”已成为时髦的事情，就是清初毛氏汲古阁的影宋抄本，即所谓“毛抄”者，也已被视为仅亚于宋本一等而珍藏起来。照宋本式样来刻书，既可以一定程度上满足“佞宋”者的要求，又可以抬高刻本的身份，刻书的人对此又何乐而不为(有一部孙星衍仿宋刻《说文解字》的最初印本，书名页上打有“每部工价纹银五两”的楷书朱记，纹银五两几相当于当时一册南宋书棚本唐人小集的价钱)。不过这种仿宋刻本在刊刻时已请人重新写样，和原本的宋体不甚相近。如胡克家仿元刻《资治通鉴》，原本是建阳刻颜体字，胡本却刻成欧体字。胡氏用南宋池阳郡斋本仿刻的《文选》也是如此，原本略带颜体，胡本也刻成了欧体。因此这些刻本只能算仿刻，仍不是覆刻。
真正的覆刻本到清季才流行。最早是光绪初年黎庶昌出任驻日公使时在日本编刻的《古逸丛书》。本来，日本人覆刻宋元旧本的技术是很高明的，有一部日本庆长时(相当于明万历时)覆刻的元至正丙午南山书院本《大广益会玉篇》，除纸张、装潢外，和元刻本简直难以区别。黎庶昌编刻的《古逸丛书》就是在版本专家杨守敬的协助下，选择流传在日本的宋元本、古写本请日本的木村嘉平等高手影写覆刻的，除笔道稍呈光洁外，较原本可谓十分逼真。此后，国内覆刻宋元旧本渐成风尚，清末民国初年的许多藏书家，如缪荃孙的艺风堂，徐乃昌的积学斋，蒋汝藻的密韵楼，张钧衡的适园，刘世珩的玉海堂，刘承幹的嘉业堂，以及陶湘、董康等都覆刻了不少，或单行，或汇成丛书。其中在上海的均由擅长此道的刻工湖北黄冈人陶子麟奏刀，在北京则由琉璃厂文楷斋承办，覆刻的精美程度仅略逊于《古逸丛书》。影印旧本古籍这项事业，就是在这种覆刻古籍的空气中成长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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