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不由师传，理已臻极致
——廖彬宇先生传统文化学术思想刍议
胡从经
十年前我第一次在时任中国新闻社社长的郭招金先生处听说他的名字，那时彬宇先生年方二十，按郭社长的话说，就是“胸怀大志，气度不凡，进退有据，口吐珠玑。”郭社长对彬宇先生赞不绝口，曾撰写并发表过一篇《天降其才耀中华》的文章来向世人推介，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差不多在听说他名字一年后，我们认识了，我们是因为中国文化研究院而结缘。
香港回归后，我与饶宗颐先生、梁振英先生等在董建华先生的帮助、支持下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文化研究院，我担任常务副院长。郭招金先生后来再度给我提到了彬宇先生，不过这次和上次不同，上次是泛泛一提，这次则是郑重向我推荐彬宇先生，说他“胸怀宇宙，腹有良谋”，如果能请到他，对中国文化研究院定有极大帮助。于是在郭招金先生的引见下，彬宇先生邀请我们到北京贵宾楼饭店见面。
初次见面，我们谈话不多，却令我印象深刻，印象极好。正如郭招金先生所言，他果真是器宇轩昂，仪表堂堂。虽然年轻，却给人一种言谈时风度翩翩，静默时稳如泰山之感，之后我们又相约见了数面，谈话渐深入起来，交谈下来，我才发现，他对中华文化，尤其在儒释道易方面的造诣，已然融会贯通，且以中华文化思想来指点西学，从容大方、纵横捭阖、气象万千，其思想之精深博大，其见解之酣畅通达，令我生出一种叹为观止之慨。我以为如此才俊，一如中国人民大学李海彬教授所评价的：“既是非学不成，又是非学而成。”我后来特别向中国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许嘉璐先生、饶宗颐先生也专门介绍过他的情况。
后来彬宇先生接掌华夏文化促进会，出任华夏文化促进会驻会主席一职，还专门去了香港，聘请饶宗颐先生为华促会荣誉会长。孰料半年多后，饶老竟驾鹤西游，不然，以饶老之爱才，定会对他之人生成长有大裨益。而华夏文化促进会是国家级文化类社会组织，彬宇先生年方而立，就成为该会领头人，按常理揆度，也是令人感到诧异的。彬宇先生令人惊异的地方还不止此，他自19岁起在清华大学讲学以来，就连续做出了很多令人惊奇的成绩，之所以惊奇，是因为以他的年龄和在那种或恶劣、或独孤不被理解的环境下，还能够有所作为，这对常人而言，是几乎无法做到的。譬如他从19岁开始撰写《国学旨归》系列丛书，26岁就出版了两百万字的《国学旨归》第一辑，27岁在北京朝阳区创办了占地百余亩的四观书院总部，先后率领书院的学员访问斯里兰卡，与斯国总统会晤进行文化交流，以及访问英国，并在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和英国国会讲演中华文化，30岁来，就已发表、出版了三百多万字的学术论著，其举手投足，都无不彰显着中华文化自信……对此现象，中国政法大学李晓教授曾撰文评论他是智商、情商、灵商三商皆高的奇才。诚然，天下勤奋者不少，而既勤奋又能不断推出成果者则凤毛麟角。恐怕也唯有李晓教授这个评价能够解释了。
最近他的新书又将出版，嘱我写点文字，我惶恐之至，然恭敬不如从命，只得勉力为之。
我们今天讲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既要能传承，又要能发展。光传承而不发展，是死学问；光发展而不传承，是毫无根基的标新立异。传承是执古之道“为往圣继绝学”，发展是切合现实“御今之有”、“为万世开太平”。能将传承与发展都做到，而且还做好的，实不多见。
他26岁时出版的《老子汇通》一书，将老子的思想，还原到《易经》的根源上，是一种创新性研究。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中心编审郭彧先生对此评价很高，郭先生说历史上只见王弼以老解易，而几千年下来，彬宇先生开启了以易解老之门径。河北大学文学院姜剑云教授更是直接赞叹彬宇先生“仿若当代王弼”。
他同年出版的《干支哲学》，提出了“知命、革命、复命”的“三命原则”，揭示了中华文化就是围绕“命运”而展开的文化，如何认识命运、如何改变命运、如何成就命运，第一次系统地将天干地支的原理作为一种类数学模型来加以解析，揭示了他的运算规律，使之脱离“术”而成为“道”，成为帮助人类圆成生命的人生哲学。
他30岁时出版的《平心平天下》，在学界引起一定的震动，好评如潮。北京邮电大学邓湘军教授有次在书店看到了这本新书，翻了几页，就被深深吸引，从书店一口气买了几百本彬宇先生的新书，搬回去送给了邮电大学的同事和他的博士们。一个学者批量购买另一个学者的书籍，还广而告之般地去推荐这位学者的思想、书籍，这种事情，也只有在鸿儒硕学的身上才能看到，而在年纪轻轻的彬宇先生身上，居然也发生了。
安徽师范大学杨四平教授看到这本书后当即评论：“煌煌著述，光芒万丈。天才的创造，必将功益于我的思索与研究。”由此可见，彬宇先生的论著，不仅未入门的传统文化爱好者喜欢读，对于那些已经有了很深的传统文化造诣的知名学者而言，也能带来诸多启发。
洋洋四十万言的《平心平天下》虽然是一部集演讲、随笔、诗词和对联的集子，却“形散而神聚”，从始至终都贯穿着中华文化的根本精神，无论是透过彬宇先生的演讲、随笔还是诗词对联，都能让读者真切感受到中华文化那种“一以贯之”的精神和意味，让你发现中华文化自成体系，这也许成了这部书的独特风格。甚至将这些在不同场合根据不同需要所做的不同演讲通览以后，读者更会惊奇地发现，彬宇先生用数字一到十给中华文化做了一个系统的理论架构。
北京师范大学系统科学学院的院长狄增如教授在看完此书后做了一个决定，那就是聘请廖彬宇先生担任北师大系统科学学院的特聘教授，在聘任仪式上，狄院长说：《平心平天下》一书，更是以提纲挈领的方式、高屋建瓴的视野，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组织并构建起了一座系统而完整的思想理论架构，他用数字“一”阐述中国文化的本体论，用“二”阐述中国文化的辩证法，“二”为“阴阳”，也为“因果”，既对立，又统一。既是“二”，又是“不二”；他用“三”阐述中国文化的特征，以“天地人”三才囊括“真善美”、“体相用”与“色相空”，进而提出了中国文化的特征为“神奇、神秘与神圣”；他用“四”阐述中国文化的精神为“四观”，智慧为“四知”，追求为“四为”。“四观”即《易经》中提出的“大观在上，中正以观天下，下观而化也。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这“四观”中，前三者“大观、中观、下观”原本包含了西方学术所谓的宇宙观、人生观与价值观，同时共同指向一个天人和合的观念，就是“天下观”；“四知”是指《易经》中的“知柔知刚，知微知彰”，也是指佛经中唯有佛陀才能具备的四种智——大圆镜智、妙观察智、平等性智、成所作智；“四为”即张横渠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由此进一步提出了廖彬宇先生所倡导的理念——“以四观精神开启四知智慧，成就四为人生”；廖彬宇先生用“五”来阐述中国文化的方法论，首先是“五行”学说的产生，衍生出了五伦、五常、五味、五方、五液等等。“五行”学说是中国文化的方法论，明白了五行学说，就能明白如何用“五行”的思想构建身体的和谐、身心灵的和谐乃至于社会国家的和谐等等；他用“六”提出了“六份”与“六品”的概念，概括了中国文化使人获得圆满成就的原则为“天分”、“勤奋”、“缘分”、“名分”、“本分”、“成分”等六份；用“神品”、“艺术品”、“工艺品”、“次品”、“废品”、“毒品”六品来说明“道器合一”思想，他认为，一个人对“道”的追求，其体认度越高，其创造的产品层次就越高，反之，一个人对道完全失去了追求，就会制造“毒品”，危害社会；廖彬宇先生用“七”来概括中国文化给人的收获，叫做“七超”，即“超然的境界”、“超迈的气魄”、“超脱的情怀”、“超前的视野”、“超常的思维和行为”、“超越一切障碍的智慧”和“正大光明、顶天立地超我格局的形成”；他用“八”来形容中国文化的格局，是“天地日月、雷风山泽”八卦。天地日月分别代表了正大光明，雷风山泽分别代表了一个人如雷霆般的行动力，如风一般的穿透力，如山一般的持重安稳，如水一般滋润万物、善待一切。由此产生了中国文化的“九流十家”。无疑，廖彬宇先生的系统理论架构，对于我们今天无论是做科学研究还是融通西方文化，抑或深入学习、掌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有助益。这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体现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生产生活中形成和传承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等，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植的文化沃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充分运用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积累下的伟大智慧。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而“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
今日很多学者，在讲述中华文化时，大都能够从某一点切入进去，然后无限地展开，很多听众也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然而在听完以后，也差不多又都忘了，中华文化具体讲了些什么？又都说不上来。也许彬宇先生正是怀着一种“六经责我开生面”（王夫之语）的使命感，总是能够别出心裁，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十字理论架构”可谓《平心平天下》一书最大的的特色，也是贡献给现当代传统文化事业最大的成果，不仅能够迅速把中华文化讲清楚，而且让人读完以后，油然生出一种强烈的文化自信，给人以醍醐灌顶之感，认识到中华文化既是经世致用之学，更是内圣外王之道。至少，这是我当时读《平心平天下》之后的一种感受。在《平心平天下》新书发布会时，我在外地未能出席，特地给彬宇先生致电，表示衷心的祝贺，我送给彬宇先生一句话：“大道逢君开生面，文章盖世绝等伦。”南京大学潘知常教授称《平心平天下》是“大丈夫宣言”，而在我看来，其作者彬宇先生就是新时代的一个大丈夫，一个从乡野中走来，靠自己的特立独行与大无畏精神，影响了万万千千人走向光明的大丈夫。所以我称赞他“文章盖世”不是虚夸之辞，而是发自肺腑。
而眼下这部即将出版的新书是根据他讲《论语大义》的课程录音整理而成，一如既往地延续了他独特的风格，别出心裁，别开生面。
很多人讲《论语》，多半是照着讲。要么注解，要么翻译。而彬宇先生却如同孙悟空，一个筋斗云翻了十万八千里，直接跳出来，把《论语》竟然讲成了一个系统的大智慧、大学问。这就是“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的区别。他把《论语》的智慧归结为三十一个“知”。他说：
谋大业，建大功，成大事，必须拥有大智慧。这个大智慧，就是“大良知学与大成之道”。
孔子这一生，后面我会给大家说，就是向世人证明了，如何从一个无知少年，成长为大智慧的大成至圣，我们要想获得大智慧与大成就，从孔子身上，就能获得借鉴和启迪。
他是“十有五而有志于学”，15岁开始立下大志，希冀通过学习求得大智慧，这就是“知志”；立定志向以后，就自然会努力学习，就是“知学”；在知学的过程中，就会明白诚意正心的重要，就会“知诚”；知诚，就能感悟心之本体，可以“知心”、“知仁”；能知心，就能通《易经》之道，可以“知易”（知道）；能知易，便能感悟天道，可以“知天”；能知天，就能读懂万物发展之规律，乃至人类命运之态势，就能“知命”（知遇）；能知命，就能知生命之来处，可以“知本”（知孝）；能知本，就进一步更好地认识自己，可以“知己”（知省）；能知己，就能发现自性具足，不假外求，能够“知足”（知止、知节）；能知易、知天、知命、知足，就可以洞悉事物发展的规律，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可以“知常”（知义、知别、知情、知性、知识）；知常，就能在事物开始时看到结果，可以“知因”（知果）；能知因果，就会对天道自然产生敬畏，进一步加强自身的修为，就会“知敬”（知慎）；能知敬，不是懦弱，故对举为“知勇”；能知敬，则会于万物有所领会，可以“知觉”（知著、知类、知得、知失、知敏）；能知觉，就能“知几”、还能“知名”、知时（知进、知退）；能知几知时、知进退，就能“知行”（知恒、知用、知兵、知药）；能知时知行，必能“知权”（知谋、知通）；能知权，亦必当“知中”；能知权，必能“知重”；知重者，可以“知谦”；知谦者，则“知礼”（知错、知耻、知法）；能知重知谦知礼，则能“知德”（知恩）；知德（知恩），则能“知容”（知恕）；知德（知恩），必能“知言”；知言，必能“知人”；知德知言，则能“知趣”（知音、知书、知艺、知乐）；有以上诸多之知，则必受大益，可以“知信”；最后便能“知政”，可以经济天下。
这里的“知”，不仅仅是一般知道、晓得的意思，还包含了把握、掌控、主宰的含义。如古时官职的知县、知府、知州等等，分别指主管、掌控某县、某府、某州的官员。知客又是指主管招待宾客的人。所以，我们说知时，指既能了解又能把握时机；知本，是既理解又能抓住根本，照此类推。
这三十一个知，他都细细地讲，使人知道，每一个“知”，都有极为丰富的内涵，都蕴藏着大智慧。让人感受到，中华文化如同物理学所形容的全息理论，“每一滴水都反映一个太阳”。彬宇先生的每一个知，都冠以“伟大”二字作为标题，如“知志”，题为《孔子是怎么伟大起来的》；如“知学”，题为《中华文化为什么伟大》；如“知诚”，题为《中华民族如何创造伟大的奇迹》；如“知心”，题为《中华民族最伟大的奥秘在哪里》；如“知易”，题为《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著作是什么》；如“知命”，题为《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追求是什么》；如“知常”，题为《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是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伟大事业》；如“知人”，题为《中华文化最伟大的智慧核心在于如何知人和做人》……
我以为标题冠以“伟大”二字，有其良苦用心。百余年来，中华文化遭到了巨大的误会、被扭曲、歪曲，彬宇先生自幼学习传统文化，也遭受过巨大的委屈，所以他有这样的感同身受，他就有这样的理想和追求，要为中华文化正名，不仅要正名，同时要让所有人知道，中华文化的智慧是伟大的、思想是光明的、格局是正大的，只要传承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个人能够幸福、民族可以强大、国家可以文明和谐。
如对儒家的误解，彬宇先生天才性地提出了“儒家的三重境界”，用三句话就创造性地给儒家文化做了定义和诠释。他说：儒字的构成，一个“人”，一个“需”，就代表了儒家的三重境界，即文化儒、君子儒、大人儒。
第一，儒家文化好比阳光空气和雨露，须臾不可离，是人类之需。儒家文化为人类揭示了一条正确而光明的道路，只要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就必定获得成功、取得成就。所以儒家文化，是人类需要的文化。这就是文化儒；
第二，儒家文化需要你做人。合格的人，叫做君子。君子以下，叫做小人，甚至“禽兽”；君子以上，叫做大人，或者“圣贤”。“君子”是一个合格的人的标准。孔子一上来不给你说做神，因为离人太远，一方面容易把大部分人给吓跑，另一方面要做神就要对自己要求极高，男女之事就免谈了，吸风饮露正常东西也不吃了，一般人做不到，所谓“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金银忘不了”。所以儒家让你做人，把人做好，也谈男女之事，但是合乎礼法；也谈吃的，但是不暴饮暴食，甚至吃得更讲究、更健康、更精致、更养生。所谓“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这个很好做到，只要把度收敛一点回来，就成君子了。这个度过分了，就是小人。所以君子很好做，一旦成为君子，行为就是优雅的，为人就是谦和的，君子尊重人，也受人尊重。这就是君子儒；古人云：天地者，生之始也；礼义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礼义之始也。为之、贯之、积重之、致好之者，君子之始也。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总也，民之父母也。无君子则天地不理，礼义无统。上无君师，下无父子，夫是之谓至乱。
第三，一个人一旦在生活上养成了良好的习惯，就是君子。而真正养成了习惯，那么就不再满足于这一点要求，对自己的要求就会自然提高，就会有更高的追求，接下来就会追求成为圣贤。圣贤就是立“人极”的人，为世人做榜样，能够引领社会正向发展的人。这就是大人儒。
他还提出西方文化所谓的自我、本我和超我（弗洛伊德），就是孔子所说的小人、君子和大人。进而他又结合现实，提出儒家文化颇类于共产主义，儒家的君子就类于共产党员，儒家的大人就类于共产党所说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还在书中用了大量文字系统地论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内在关联，讲清楚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将必然进入中国，讲清楚了马克思主义主导中国是历史的选择、是正确的选择、是必然的选择、是伟大的选择。他又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角度，充分证明了共产主义社会有必然实现的内在逻辑，不是“乌托邦”幻想。他用《易经》的“三易”原则，讲清楚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变化的，运动变化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掌握并利用的”，而“三易”原则即“不易”、“变易”和“简易”，“变易”就是世界和物质的运动变化，“不易”就是支配现象变化背后不变的规律，这个规律是能够掌握和利用的；“简易”就是掌握了这个规律以后，看待一切事物都变得简单了，可以利用这个规律创造事物并驾驭事物。
诚然，这是一个伟大的发现与认知。千百年来，学易者多如牛毛，而能洞悉此中真义的人实在寥寥无几。
在“知人”一章中，彬宇先生把“知人”和“做人”拔到很高的地位，从标题就能看出来——《中华文化最伟大的智慧核心在于如何知人和做人》，这其实也就是儒家核心着重于人的地方，一切从人性出发，一切合乎于人性，一切以人为本。
他在“知人”这一章里写过古往今来许多“知人”的故事，其实在他身上也发生过类似贺长龄、陶澍、林则徐发现左宗棠是人才这样的事例，至少我就了解其中一两件。
他在18岁时去拜访过山东大学刘大钧教授。饶宗颐先生曾在写给汤一介先生的信中盛赞过刘先生，称他为“当代大儒”，刘先生对当代中国易学的传承与发展、光大与弘扬做出巨大贡献，功不可没。
刘先生是中央文史馆馆员，时为中国周易学会会长、山东大学易学与古代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创办了《周易研究》学刊。在毫无预约的情况下，彬宇先生独闯他的办公室，他在百忙中见了年仅18岁的彬宇先生，一见之下，视为奇才，送了大量的易学书籍给彬宇先生。因当时刘先生要赶去开省里的会议，就让中心副主任林忠军教授带彬宇先生参观学校，又让林忠军教授代表他和中心请这个年轻人吃饭，然后又送他离开。
林忠军教授后来就问刘大钧教授，大家都这么忙，为什么还要带这个小孩四处参观，还专门请他到饭店吃饭？刘教授说：“我看这个少年眉宇间英气勃发，和我说话毫不怯懦，坐在那里稳如泰山、气定神闲。言语有条不紊，精神抖擞，气概不凡。将来他的作为，恐怕不小。”刘教授因而对年少的彬宇先生生了爱才之心。
后来，刘教授一直都关注着这个年轻人的成长，给他邮寄了自创刊以来的所有《周易研究》学刊及刘教授主编的所有易学书籍，如《百年易学菁华》等大型丛书。2014年，彬宇先生以国际易学联合会主席团主席的身份在沈阳人民会堂召开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国际论坛暨国际易学联合会成立十周年庆典”，国内外来了一千多名学者。而刘教授因身在国外访问不能与会，于是特意委派了中心的教授们来参加此次论坛，并亲为此次大会发来贺函。这一年，是国际易学联合会成立十周年，也是国际儒学联合会成立二十周年。我们看到了，一个27岁的年轻人，不像其他的多数年轻人那样去享乐，去玩世不恭，而却在拼尽全力为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不懈努力着。刘教授惜才、赠书的情景，是否就如同左宗棠18岁时拜访同乡贺长龄时情景的再现？左宗棠“蒙国士见待”，后来贺长龄又把自己所有的藏书都借给左宗棠阅读，彬宇先生也受刘大钧教授十分礼遇，此后又赠彬宇先生海量书籍，这两个故事是否如出一辙？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摩罗教授还为彬宇先生写过一篇题为《立本守源，经世致用》的评介文章，其中有这样的记述：
“廖彬宇同志学习吾夏古代文献，是出于真正的热爱，可谓‘有志于学’。据了解，他上中学时，就特别喜欢读古文、背古文，心无旁骛，沉浸其中，不论经史子集，又或奇门秘要，以一种‘不易乎世，不成乎名，确乎其不可拔’的毅力，一方面探玄索隐、勾深致远，另一方面又不失于正、含章可贞。到后来竟然完全不按教学体制的安排学其他功课，在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后毅然决然退学，这说明其心性与先民之大学颇为融通，从古人文字中，感应到了那种参赞天地、拥抱乾坤的大气魄、大精神，故一旦接触，就被强烈吸引。直至今日而学有所成，他依然不欲在教育体制内受‘学科’训练，更不欲取得‘体制化’的文凭或其他资格证书，对于今日的社会形式而言，可谓‘异数’，可谓‘奇葩’。
在读中学期间，他曾给他的校长写过数万字的信，这位校长从中读出了他的‘宏伟志向、坚定信念与深厚文化’，更有‘出乎意料、自愧弗如、枉为人师’之叹，所以校长还曾叫全班同学拿出笔记本记下‘廖彬宇将来一定会成栋梁之才，十年、二十年后请大家见证’的话。”
彬宇先生不仅与刘大钧教授结下了情谊，他甚至与著名的国学家冯其庸先生也成为莫逆之交，冯老对他是赞不绝口。饶宗颐、冯其庸、刘大钧，这些当代文化巨擘，都是自学成才而最终自成一家。也许正因为此，他们对彬宇先生都格外地好，因为他们深知独立治学的不易。
彬宇先生在书中又说，是《易经》最早提出了“和谐”的理念追求，所谓“保合太和乃利贞”，“和谐”有保合、太和、中和的境界，他在书中阐述，这“三和”就是马克思所阐述的三种社会形态，“保合”就是用物质保证社会的基本和谐，代表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和”代表了社会主义社会；“太和”代表了共产主义社会等等。
他认为《易经》在几千年前就提出来了，最高的社会形态就是没有政府的社会形态。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都有高度的精神文明，并能运用这个高度的精神文明创造出高度的物质文明。又因为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把人从物质欲望中解脱出来，发展高度的精神文明。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关系是相反相成、相辅相成、高度和谐的。而马克思所揭示的共产主义社会所达到的就是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高度和谐，共产主义社会的人都没有国家和政府，这样的状态，在《易经》里有一个形容，叫做“群龙无首”。就是说每个人都是一条龙，每个人都很了不起，所以没有首领，也就是不需要政府了。而怎样实现这样的社会呢？共产主义提出来的是让一部分先有了觉悟的人起来，做带头示范作用，带动更多的人共同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这个理论，就是儒家讲的“己达达人”，自己达到这个认知和境界了，带动更多的人也达到这样的认知和境界，然后共同实现世界的大同。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廖彬宇先生在书中得出一个结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越了解，就越认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追求与价值观。所以今天我们大力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会增进全民全心全意、真心真意对共产党的爱护与拥护。毕竟，在广袤的华夏大地上，中华文化流传了几千年，已经融入了中华儿女的血脉中，成为了中华民族的生活方式与价值理念，是广大人民共同的精神家园，对中华文化更容易产生共鸣，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清楚，人民对中华文化越了解，对共产党就越理解、越热爱、越支持、越拥护。
彬宇先生《国学旨归》的副标题叫做“天人视野下的终极关怀”，而中国共产党的情怀也正是站在人类命运未来归宿何去何从所做出的终极关怀。
因此，廖彬宇先生说，中华文化与共产主义，都有一个不谋而合的共同追求。这也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身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无怪乎北京大学赵为民教授在看了彬宇先生的这部书后，评价说：“系统地用中华文化解读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此前还没见到。即便有一点，都是一星半点，彬宇先生系统阐述中华文化与马克思主义，自然而不生硬，毫不牵强附会，若非学问通达决不能如此。”
彬宇先生善于思考，一个普通的词语，他能悟出多重含义，譬如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优秀”一词的解读，就产生了三个含义。他在书中说：
第一，传统文化中包含了优秀的与糟粕的，我们要去粗取精，传承、弘扬优秀的一面；
第二，优秀是对传统文化的一个形容，意思是说中华传统文化是优秀的，譬如优秀的张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形容中华文化很优秀；
第三，体现出传统文化的优秀性。……体现优秀、积极的一面。要能够体现出传统文化的优秀性，要正本清源，化腐朽为神奇、化拙劣为优秀。
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就是彰显“优秀”的含义。不能将中华文化庸俗化、神秘化、妖魔化、狭隘化，这些都是体现中华文化的优秀性。
类似这样新颖、独到的见解，书中比比皆是，还有很多，不能一一列举。内容引人入胜，我相信读者会有许多收获。
彬宇先生在书中介绍了《易经》的很多情况，让人无比景仰。他在书中写了很多人用《易经》占卜的故事，而彬宇先生本人对《易经》的应用和熟稔程度也令人叹为观止，就我所了解的情况，他对易占更是有许多精彩的故事可圈可点，然而他却在书中对此毫不提及，可见他为人之谦逊，而关于他的易占学问，我也曾有过切身的感受。
我平素喜爱收藏，曾与姜德明先生在藏书界被誉为“南胡北姜”。我积累了数十年的文物、艺术品、善本古籍、文献，也有许多名家、政要给我来信的珍贵手迹，因为一次搬家原因，失窃了二十多箱贵重物品，我清查以后，总计数百件，其中有42件珍品、珍本。我怀疑是被某人盗窃了。我有充分的人证、物证，就到公安局报案，遇到阻滞而未立案。彬宇先生曾交游天下，我想从他处征询一下是否有尽快立案的办法。
我是2018年1月15日下午3点20分给他打的电话，刚接通电话，我刚向他问好，他就直接说：“您是不是近期搬家丢东西了？”我很惊讶，心想我什么都还没说你为何会知道我打电话是什么事呢？但是我暗暗佩服，他已料知了我的来意。我就说是的。他继续说：“你丢的东西很贵重，有文物、艺术品，还有非常贵重的佛像。你怀疑是一位年约五十左右的中年妇女偷窃的。这位妇女是做字画、文玩生意的。而且常去你家，你们很熟。”我差点惊呼起来，我连连说是，我告诉彬宇先生：“我的房东就是五十左右的女性，因为有我家的钥匙，她有时也会过去。确实是做买卖文玩、字画行当的。”我问他，你是用《易经》的原理分析的吗？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我也曾研究过《易经》，但却未深入。不免好奇，就希望他能告诉我他是怎样具体推演的，能否写成文字发给我，我也可以从中学习，同时也可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了解易占的学问。
很快，他就写了一段解析文字给我。内容如下：
2018年1月15日下午3点20分，胡从经先生来电，说有一事相求。尚未及言，我脱口问道：“您是否近日搬家，发现有东西失窃？”胡先生一惊，说正是。我说是否丢了大量善本古书及其他文物，还有珍贵佛像？他说是。我说你是否怀疑一位年约五十的女性，且这位女性常去你家，她是做文玩买卖的。胡先生大惊，问我何以知道。他此番来电就是想托我找人立案侦查。
我告诉胡先生世间之事，均有缘起。有缘起则必有痕迹，有痕迹则必有现象。有现象就必能推演以知之。《大学》谓：“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即言所有事物之发展都有规律可循。而《易经》的思想是全息思维，所谓“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易经》的象数思维就是模拟天地自然运行规律的。用易的思想就能掌握这个规律，并能根据这个规律进行推演。以时间320成《火泽睽》卦。离上兑下，因为下午问事，则以下卦为主。下卦兑，兑为缺，卦名“睽”，“睽”含“觊觎”之义。音“亏”，亏空、损失之意。《睽》卦综卦为《风火家人》，家人与家相关，巽为风，为迁移之象，故断言搬家失窃。家人又为熟人往来家中之象，故言常去家中。《睽》卦为离兑二卦，皆为女，合数为五，故言“五十岁”。离为文书、文化，《睽》卦上互卦为《坎》，为盗，为买卖，故言此女年约五十，有以买卖文物字画为业之象。二加三为五，五爻动，《睽》卦变为《天泽履》卦。乾为天，为文物、为佛像，故言有文物及佛像失窃。本卦离为三，变卦乾为一，合为四；下卦兑为二，胡先生后言失窃42件宝物。皆与卦数吻合。
后我将此事说与郭招金先生等诸多友人，都感叹彬宇先生禀赋非常，学际天人。难怪摩罗教授曾这样赞扬彬宇先生：“廖老师视野开阔有穿透力，对《易经》的运用出神入化，很有说服力。”
《易传》云：“易有圣人之道者四焉。”曰“象数理占”。彬宇先生认为易占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个方面，所以他不愿多说、多提、多论。著名哲学家、武汉大学唐明邦教授曾这样评价彬宇先生的学问与治学方向：“精天文悉人文，志在博古通今。顺乎天应乎人，情系国富民生。”
中央政策研究室原秘书长、中华全国总工会原副主席倪健民曾如此评价彬宇先生在《易经》方面的造诣：“博大精深，至道恢弘。《易经》传世以来，只见注经，难见自成体系之阐论。易玄先生的阐述深刻，大有可论，大有可为。是真文人、大学士，国家的栋梁。”
彬宇先生这种真做学问、做真学问之精神，也实在令我浩叹。
北京大学宫玉振教授曾赞叹彬宇先生：“未至弱冠，即已开坛京师；甫及而立，复多传世大作。虽老师宿儒，亦自愧弗如。而更以传承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其担当，其格局，其修为，其气魄，亦足令吾人敬佩景仰。凡大国之兴，必始于思想；民族之魂，必在于文化。孟子云：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阳明先生至今，已足五百年之数。中华文化之复兴，其有待于彬宇先生及吾辈同道者乎！”
宫教授所说，实亦正合我意。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原执行院长、图书馆馆长黄朴民教授曾赞叹彬宇先生为年轻的国学大家，我亦深以为然。
康熙皇帝曾诗赞周敦颐，其中有这么两句：“学不由师传，理已臻极致”，我以为用到彬宇先生身上，也十分贴切。
习近平总书记说，大时代需要大格局，大格局源于大智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大智慧，所以自幼浸润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彬宇先生开启了大智慧，也建立了大格局。
这本书只是彬宇先生讲《论语大义》三十一知的十篇文章， 就已经洋洋大观数十万言，这是所出版的第一册，按这样的规模，三十一知如果全部讲完，后面还应该有第二册和第三册陆续出版，三册总计恐怕不下百万余言，我们共同期待后续。
所以我现下所写的推介文字，也不过是对彬宇先生的管窥蠡测。阅读其大作，相信也能让广大读者大获裨益，开启无上智慧，建立天地格局。
注：胡从经，著名学者、教授。中国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历任上海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顾问教授、香港大学荣誉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特聘研究员，东京大学文学院外国人研究员。著有《中国小说史学史长编》、《鲁迅与中国新文化》、《榛莽集》、《爝火集》、《胡从经书话》等十余种。
注：本文转自2018年10月19日《中国改革报》，原文12000余字，发稿时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