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好未来投资当下全球最大的自适应技术公司Knewton让更多人开始关注自适应学习技术。和国内相比，美国的自适应技术推广速度要快不少，在美国的全日制学校里，已经开始有了自适应学习技术的影子。这项新技术的推动背后带来的是教师教学方法的变革、以及学校对硬件的新一轮升级。同时，在全球范围内，新公司和老巨头已经开始筹备争夺自适应学习技术的市场争夺战。
艾伦·程是笔者女儿的六年级数学教师，这个28岁的小伙子是个头脑聪明的“科技控”，在距离科技圣地旧金山仅有15分钟车程的特许学校阿拉梅达社区学习中心(ACLC)工作。几天前笔者问他ACLC是否在考虑使用任何自适应学习软件。
“那是什么?”艾伦·程问道。
而在ACLC往南35英里的约瑟夫·威勒小学，所有人都知道自适应学习。并且，他们已经可以熟练的将自适应技术作为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
1.自适应技术推广面临的尴尬：教学实践改变、证据缺乏、学生隐私泄露
记者佩蒂·戈麦斯和笔者去参观时，三年级学生们正坐在一间宽敞而通风良好的学习实验室里鲜亮的红色椅子上，每个人都在静静地阅读他们从Reading Counts中挑选的一本书——Reading Counts是一个自适应程序，能向他们推荐有助于提升某个方面(比如词汇)的书。很多记者和教育工作者都来参观过这间先进的实验室，所以教师戴安娜·塞姆洛根本不用介绍这些举着相机的访客，而孩子们也是全神贯注、毫不分心。孩子们去吃午饭的时候，学区教监卡里·松冈和技术总监宋俊坐下来接受了采访，将有关该程序的信息娓娓道来。
美国加州米尔皮塔斯约瑟夫·威勒小学的三年级学生
在他们俩看来，约瑟夫·威勒小学与美国各地的大多数中小学既相似又不同。作为一所传统公里学校，它服务于一大群有着不同需求的学生。40%的学生都是英语学习者，而这一比例在学生来自更加同质化的中上流社区的ACLC仅有11%。约瑟夫·威勒小学的学生在家里讲10种不同语言，他们当中大多数人都住在上世纪早期由福特汽车公司建造的千篇一律的1100平方英尺住房中。根据加州的标准，大约60%的学生能达到精通或更高水平，而这一比例在ACLC为80%。
“对我们来说，决定使用自适应技术是为了帮助后进生追上来。”松冈说道，“也是为了帮助孩子们对他们自己的学习负责。”
在像ACLC这样的学校，大多数孩子成绩还不错，于是对这项技术的需求据没有那么迫切——这里对这项技术可能造成的问题有很多顾虑。笔者向ACLC的艾伦·程讲述这款软件时，他停下来考虑了一下。
“好吧，我才教了三年书，所以我愿意试一试。但是我觉得很多老师不愿改变他们的教学方式。”他又停顿了一下，补充道，“我希望看到有证据表明这东西确实有效。”
教学实践的改变、证据缺乏、预算紧张，以及对能创建学生成绩数字记录的软件存在隐私问题的担忧，还有对制作这些工具的公司的财务生存能力的质疑——这些问题是过去十年中教育科技“寒武纪大爆发”前可以说最受争议而又最具诱惑力的软件能否为教师和学生的生活带来变化的核心。
左为米尔皮塔斯统一学区技术总监宋俊(Chin Song)，右为教监卡里·松冈(CaryMatsuoka)
根据对教育工作者和创业者的一项非正式调查，自适应技术目前只触及了美国K-12学生中的很少一部分人——或许仅有20%。尽管如此，这项技术依然备受关注，因为它瞄准了几个根本性问题：我们能否创建一种能让孩子们比对传统教材更感兴趣的内容传授方式?教授概念或技能的次序有多重要?我们怎样才能让考试或测评不仅用于对学生进行排名，还能成为了解学生学习动机的窗口?还有一个大问题：数字课程的变化是否能够有助于缩小成绩上的差距?
解决这些问题的需求正变得日益迫切：走进美国学校教室的学生来自于更加多样化的背景，也带来了广泛程度史无前例的需求和能力。相比之下，学校获得的财政拨款充其量只是有不太大的增长而已。在生活中的大多数领域，当我们试图以同样多的资源做更多事情时，我们就会借助于工具的发明。
但是像许多光鲜漂亮的科技承诺一样，自适应学习虽然发展了几十年，但至今尚未给出决定性的答案。这个行业和教师们甚至还在争论到底什么才是众多教育工作者梦寐以求的“证据”。如果能证明这些工具可以提高考试分数的证据很少，那么这样做值得吗?它能让学生更加热爱学习，或是能让教师有更多时间进行小班授课吗?这些问题令很多人担忧，包括不希望孩子在学校解决新技术存在的问题时被教学质量下降连累的家长，以及不愿意支持可能会让他们与学校董事会关系紧张甚至登上地方报纸头版的风险性项目。
谁也不能保证变革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就连科技变革最坚定的支持者——前哈佛商学院教授克莱顿·克里斯滕森(Clayton Christensen)也不例外。克里斯滕森注意到，新技术通常不如既有的技术，除非人们改变他们的工作方式。所以，对“自适应学习”的意义的探讨，可能意味着一小群教育工作者、企业以及慈善家一起进行尝试，有时还会遭遇挫折——他们正是这样做的，也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不断学习。
2.老师要改变过去的教学实践方式
一名三年级学生用电脑和书本学习
一些应用最广泛的教育科技并不需要教师大大改变实际工作方式。数字化的书本毕竟只是书本换了一种介质;电脑和Chromebook上网本可以取代打字机和纸笔，但不会引发教室革命。自适应学习并不适合于现状——除了必须采用混合式学习模式之外，课堂时间还会被划分为传统学习和电子学习两部分。教师必须愿意让学生按照自己的进度学习，还需要接受让软件来真正决定学生接下来要学习的内容，以及使用通过软件搜集的定量数据与他们自己的定性直觉一起评估学生的表现。他们需要愿意把站在教室前面讲课的模式换成在孩子们不用电脑时对他们进行更加个性化的讲解。
在加州奥克兰的Aspire ERES学院，学生们将一天中多达四分之一的时间——共计50到80分钟用来使用在线工具，包括ST Math和i-Ready等等。像米尔皮塔斯的公立学校一样，运营着加州和田纳西州38家学校的Aspire公立学校认为，自适应技术是用来实现低收入人群学生大学入学资格目标的最有效的方式。在ERES学员，99%的学生都是英语学习者。
除了混合式课堂在行政后勤方面显而易见的挑战——例如安排孩子们在教师时间和电脑时间之间轮换之外，自适应学习工具还需要其他变化。每周五，二年级教师马克·蒙特罗(Mark Montero)都会进行15到30分钟的“数据谈话”，这期间孩子们会谈论他们的学习进度以及在使用自适应产品时遇到的问题。表现格外出色的孩子会成为“学生辅导员”，用他们30分钟轮换时间中的最后10分钟来帮助班上的一位同学克服困难。“孩子们需要讨论他们在电脑上做的事情。”他说道。
自适应技术要求教师与学生之间有一种不同于以往的信任。“你需要放弃一些细微的管理。”蒙特罗说道，“你必须相信每一名学生都在努力学习，都在尽他们最大的努力而不是漫无目的地点来点去消磨时间。”为了确保他们诚实，每一名学生的Chromebook上网本前面都有一幅交通信号灯的图画。如果蒙特罗认为哪位学生有所懈怠，就会用激光笔指向黄灯。如果再出现一次导致红灯亮起，这个孩子就要离开电脑了。在i-Ready上，“你还在吗”屏幕保存工具会在几分钟不活跃之后弹出，这对学生来说也是不光彩的记录。当然，蒙特罗随时可以查看通过这些工具保存的大量数据，包括学生们通过了多少节课、投入了多少时间，等等。
与此同时，教师也不能太迷恋这种技术。约瑟夫·威勒小学首次推出i-Ready时，“我们错误地认为数据就是制胜法宝。”教监松冈说道。一开始，这项计划要求教师在学生前往学习实验室时留在教室里，因为由自适应工具生成的数据会告知教师课程计划——松冈表示这是一个“失败的假定”。他不愿透露详情，但承认学区通过吸取教训学到了：当教师将过多备课时间用来进行数据挖掘时，成绩并不会提高。“数据很重要，但并非最重要。最重要的东西是高质量的教学。”他指出。
说到教学质量，虽然没有决定性证据表明自适应学习与更熟练的掌握之间存在联系，但是松冈表示他坚信自适应学习已经帮助很多勤奋努力的学生缩小了成绩上的差距。它无疑对行为有所帮助：推出自适应学习技术的这一年里，约瑟夫·威勒小学的休学人数从50人减少为零。看到天资聪颖的学生在其学校生活中第一次可以不受束缚地向前飞奔，松冈非常满意。“有些孩子学得比较慢，有些孩子学得比较快。”
9岁的阿丽尔·塔鲁克德说道——这个沉稳而自信的三年级学生演示了她所使用的各种程序，她显然属于学得比较快的那群人。虽然很多孩子使用通过读书数量赢得的积分来解锁小游戏，但是她根本没时间这样做。“我正在积累。”她说道。她有着自己的长期规划，虽然还没决定要成为一名宇航员还是美国总统。
3.自适应学习背后支持的关键—学校是否能做出相应的变革调整?
巴尔的摩县教育理事会办公楼
自适应学习还需要想沿这条路走下去的学区和学校管理者做出重大改变。目前正在进行的规模最大的部署之一是在巴尔的摩县，这里的公立学校系统经过4年的详尽规划，于去年秋天开始推行DreamBox和i-Ready等自适应工具。
巴尔的摩县公立学校共有175所学校和11.1万名学生，学校团队花费18个月时间对教师、家长、地方企业、社区团体等个人和机构进行了数百次访谈。将自适应学习技术作为巴尔的摩“学生与教师通向明天”(STAT)行动中重要组成部分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被确保来自经济情况不同的社区的儿童能接受平等教育的愿望推动的。“自适应技术可以有助于确保孩子们不会因为他们的邮编、种族或是就读的学校而吃亏。”该学区小学领导力发展执行理事克里斯蒂娜·拜尔斯说道。
该学区为新的教学方法所做的准备工作也花费了不少时间。首先，巴尔的摩县对课程设置进行了调整以便采用新的混合式模式，并且通过定义了一整套术语为该项目打下了基础，以填补行业空白——该行业往往将从具体的测评工具到广泛的“智能平台”都一股脑归入“自适应学习”名下。然后，在进行大范围推广之前，该学区先在几所“灯塔”学校推出了几款产品，从低年级开始。此外，还有很多不同级别的培训，从管理者和校长开始，下至教师。每所学校有一名教师接受培训后成为“STAT教师”，以作为应对问题的本地资源。
“自适应学习”这个词除了听起来很“潮”，还意味着增加教室的科技含量。
巴尔的摩县公立学校计划在2018至2019学年为每一名学生配备一台数字设备——惠普生产的笔记本/平板电脑二合一产品。该学区还成立了指导委员会，对8项需要前后紧密衔接的“转变”进行管理和协调，转变包括新型课程表、计算机网络以及与之相关的教师培训。虽然目标是让学生对他们的学习方式有更多支配权，但是自适应工具也必须与总体的学习管理系统全面整合，这样教师才能将它们与其他数字和非数字资源相结合，来帮助某个特定的学生。该县所采用的方法还能让教师在遇到突发故障时告知全学区，或是推荐将某个程序的用户界面变得更加易用的方法。
如果巴尔的摩县起到了指导作用，自适应科技产品的提供商也会经历一些巨大的变化。该学区针对想成为供应商的企业制定了一套详细的流程。巴尔的摩县雇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育研究与改革中心对STAT行动进行了一次全面评估。在此次评估中，该中心会评价数字授课工具的效果以及它们给教学带来的变化。“我们会耐心看完销售人员的演示，但是我们知道在我们的学区建立信誉意味着让我们的学校和教师看到切实有效的东西。”巴尔的摩县公立学校成绩管理与评测执行理事雷纳·亚当斯(Renard Adams)博士说道。
这仅仅是一个开端。知名大公司希望该学区购买它们的全套工具和课件，“但是我们希望采用类似于‘iTunes’的方法——我们不想购买整张专辑，只想购买我们想要的歌曲。这让它们难以接受。”巴尔的摩县公立学校IT部门企业应用程序主管珍妮·因布里亚莱(Jeanne Imbriale)说道。而很多规模较小的公司又不能或不会满足该学区对在午饭前后的高峰时间增加支持人员的需求，或是在很多教师会查看通过学生活动搜集的数据的下班时间和和周末设置值班人员的要求。“很多公司能做和不能做的事情非常不灵活。”拜尔斯说道。
Dreambox是接受该项挑战的公司之一。它同意提供额外的支持并对授权模式进行调整，同意以不按年级、更加灵活的方式销售产品。毕竟，自适应学习重点在于每一名学生都能按照自己的进度来学习。“我们可能会有一年级学生和五年级学生同时需要访问三年级的课程。”拜尔斯说道。
Dreambox首席执行官杰西·伍利-威尔逊证实了公司已经进行了上述修改，并且会着手进行其他修改。自该公司2011年首次开始向学校销售该程序以来，随着教师们渐渐习惯了在授课时使用该程序，它也增加了越来越多的功能。“现在，我们将它称为‘智能自适应平台’。”伍利-威尔逊说道，并强调称教师可以使用DreamBox创建自己的课程计划。“教育科技曾经有这样一段时期——科技很难融入实际课堂活动。我们很快就会度过这段时期。”
4.如何用量化证明一款自适应学习软件是否有效?
芝加哥的LEAPInnovations合作空间
但是，学区和教师如何才能知道一款软件是否有效呢?能证明自适应软件可以提高成绩或掌握程度的决定性学术研究少之又少。
即便是希望推进自适应学习以获得其他益处——例如减轻某些课程的压力以便教师有更多时间进行小班授课的学区，在寻找能为它们提供关于如何获取、部署和利用此类软件的建议的可靠产品评估或顾问的问题上，它们也面临巨大压力。
总部位于芝加哥的LEAP Innovations成立于2014年，旨在帮助填补这些空白。这家非营利机构拥有众多教育科技资深人士，包括曾经因为难以寻找自适应和其他教育科技产品以及从中收获成果而倍感挫折的前任教师。该机构在其办公室拥有5000平方英尺的“合作空间”，教育工作者、学术研究人员和公司代表可以在这里开展合作。
LEAP还运行着“试点网络项目”——该非营利机构正在招募20所学校作为第三期参与者，旨在试点和评估真实课堂中的个性化学习科技与实践，目标是将有效果的东西进行分享并实现规模化。“市面上有许多产品，但是它们背后却没有任何相关研究。”LEAP的首席学习创新官克里斯·梁-维加拉说道。
为了加入“试点网络项目”，公司需要完成一份冗长的申请，其中涵盖了各个方面的具体信息——从产品设计到IT需求再到现有的有效性研究。学校如要尝试前景看好的产品，也必须证明它们将产品分配给了合适的人员，并且具备获得成功所需的合适的理念。它们也必须参加一系列春季培训班，以便为实行个性化学习做好准备。随着学些对新的理念越来越熟悉，LEAP会向它们介绍可用的产品类型。所有获得认可的产品会受邀参加5月的“配对日”(Match Day)活动，而学校会在这项活动中挑选它们想要研究一下并且有可能进行试点的工具。
到目前为止，LEAP举办过两次“配对日”，共有17家供应商和29个学校/学区参与。最后，学校与13家供应商在随后一学年的试点项目上进行了合作。学校有两次退出试点项目的机会，分别是在项目进行到第9周和第18周的时候——如果它们认为产品还远未成熟，可以在这两个时间点退出。
供应商往往能在进行试点的过程中学到很多东西。例如，一些初出茅庐的工具提供商可能会在推荐产品每周使用时长时过于主观。“很多产品都是在非常封闭的环境中开发出来的。”梁-维加拉说道。
5.新公司、老巨头都开始瞄准自适应学习市场
美国加州奥克兰的Aspire ERES学院采用了i-Ready软件
上述“配对”工作在一个起飞很慢的市场中非常重要。虽然经历了数十年发展，但是自适应学习软件行业的收入在2012年仅有约2亿美元——这是英国市场研究机构Outsell的分析师凯特·沃尔洛克在研究该市场的规模时得出的数据。其中收入占比最大的企业是总部位于纽约的Knewton，该公司对其提供来自多家出版商的数学、英语和生物学课件的自适应学习平台进行了大力宣传推广。
其他公司也声称自己开始受到重视。总部位于波士顿的Curriculum Associates即i-Ready的开发商已经拥有300万活跃用户。培生的SuccessMaker也有近300万用户。总部位于华盛顿州贝尔维尤、已经成立10年的DreamBox的产品在上一学年被150万名学生使用，而该公司2011年才开始向学校销售产品。“我们的增长是个令人充满希望的标志，表明学校学区有了更大兴趣并且更愿意尝试新事物了。”伍利·威尔逊说道。
教育科技行业一些规模最大的巨头显然也听到了相同的话。多年以来，Houghton Mifflin、培生和麦格劳-希尔利用它们的市场统治地位来保护其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教材业务。现在，它们正在以越来越大的力度转而拥抱创新科技，其中包括自适应学习。Houghton Mifflin收购了Scholastic的科技部门，而培生出售了《金融时报》和《经济学人》以便把更多精力放在教育上。
在这个巨头缓慢前进、大批小公司一拥而上的市场中，麦格劳-希尔最近剥离出来的教育事业部似乎处于有利地位。该集团多年来一直在出售自适应产品，其中一些是自主研发的，还有一些是收购而来的。超过400万名学生在使用SmartBook和ALEKS等产品——首席数字官史蒂芬·拉斯特表示，ALEKS是一款开发耗时20年的数学学习产品。
凭借14亿美元的收入和10亿美元的利润，以及未来上市的可能性，麦格劳-希尔能够负担帮助学校成功实行自适应学习所需要的巨额投资——拉斯特指出。
“重要的是，要与商业模式具有可持续性的公司合作，这样的公司有实力吸引和报偿伟大的人才。”他说道，“我们雇用了很多厌倦了在Google或Facebook追求广告收入、希望来这里推动教育行业发展的人才。但是花费很昂贵。”
麦格劳-希尔的科技理念也更容易吸引家长、教育工作者和其他担忧学生隐私问题的人。一些公司——尤其是Knewton会搜集大量数据，其中不仅包括问题答案，还包括点击频率和地点等信息。麦格劳-希尔采用一种“小数据”方法，仅仅运用算法对学生最近点击的内容进行分析，以决定下一个问题该问什么。
“不要让这件事变得过于复杂，也不要做有害的事情。”拉斯特说道。他的目标是：共享的信息不多于教师能够在模拟世界中获得的信息。“我不需要对您的孩子无所不知。”
麦格劳-希尔不是唯一一家注重数据隐私的公司。“拥有数据访问权限会带来责任。”培生数字数据、分析与自适应学习中心的负责人约翰·拉鲁森(Johann Larusson)说道，“在培生，我们打造的一切都以让学生得到最佳效果为中心，我们只会使用实现这一目标所需要的数据。”
最好的消息，或许是自适应学习圈子里开始流行起来的一种新的务实精神。从投资者的角度看来，这个市场还没有出现“成功突围者”。这就清除掉了很多潜在的投资者和创业者，因为认识到这种有前途的科技类型不太可能催生出硅谷下一批估值10亿美元的“独角兽”公司。
“这是一项‘有一定利润可图’的业务，介于‘非营利’和‘以营利为目的’之间。”Curriculum Associates即i-Ready的开发商的首席执行官罗布·沃德伦(Rob Waldron)打趣道。
没人再谈论用科技取代教师，甚至没人再谈论科技本身提高考试分数的能力。
“一切归根到底在于好教师、好学生、好家长和好校长。”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育研究与改革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及教授史蒂文·罗斯(Steven Ross)博士说道。“没有这个前提，一些小小的软件项目不会带来多大变化。”(多知网 杨薇编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