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杠没了、跳远没了、爬竿没了，甚至连长跑都有被取消的风险。现在的学校体育课究竟怎么了?家长说“我们只有一个娃怕受伤”，学校说“出了事情我们承担不起”，于是，孩子渐渐失去了锻炼基本运动技能的机会，“小豆芽”和“小胖墩”也愈来愈多。
不过这样的现状即将改变。日前，教育部体卫艺司司长王登峰在沪疾呼，不要因为“怕受伤”，让孩子们失去了锻炼基本运动技能的机会。他透露，教育部已经启动了“校园运动风险管理办法”，将制定有关校园体育安全风险管控的方案，帮助老师规避校园安全隐患，完善体育保险制度，打消学校和家长的顾虑，鼓励孩子们大胆动起来。
上海校园运动伤害事故年人次发生率高于美德
2011年，一份《上海中小学生安全情况报告》就指出，学校伤害事故主要由运动及学生玩耍打闹引发。2011年上海市学生伤亡总数为 1865 人，其中校内体育运动受伤为830 人，约占总受伤人数的 44.5%。
2012年6月上海市教委以整群随机抽样方式抽取10 岁以上的学生3250名;分别发放家长问卷和教师问卷1700份和340份，调查了解学生体育运动伤害发生率、体育运动伤害事故的处理现状。
日前，上海市教委发布了《学生校园体育运动伤害事故的处理机制研究》的调查报告，统计结果显示：当年小学及初中学生发生伤害人数共为398人，年人次发生率为13.9%，发生伤害>=2 次者占伤害总人数的13.8%。对家长问卷的统计结果显示，当年小学及初中学生发生伤害人数共为148人，年人次发生率为11.6%，发生伤害>=2 次者占伤害总人数的10.1%。而美国与德国的相关报告分别为6%、7.7%，因而就国际比较而言，发生率存在一定的下降空间。
调查发现，伤害发生率在不同学段、不同性别之间呈现极其显著的差异，表现为男生受伤显著多于女生，中学生受伤显著多于小学生。分析认为，伤害的性别差异与男孩运动时间更长、频率更高、更具冒险性有关。
几乎全部家长选择“协商和解”
研究发现，“协商和解”是体育运动伤害纠纷的实际解决办法的主要模式，占到96.90%，选择“上级部门调解解决”和“司法部门诉讼”所占比例较小，分别为22.90%和16.70%。
在校园运动伤害中，保险制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仍有待进一步完善。调查显示，学校自付占47.6%，保险理赔占92.1%，上级帮付14.6%。但是，目前保险金支付实际赔偿金(含医药费)能完全满足的情况仅占21.2%，能大部分满足和能满足一半的占73.6%，基本不能满足的占5.2%。
从保险险种看，我国还没有专门的学校体育保险，甚至还没有学校体育保险险种的说法。从推广范围看，除了上海、广州、深圳等几个大城市外，大多数地区对于学校体育保险并不感兴趣，这给学校体育保险在全国学校的推广带来了阻力。
调查认为，应建立专门的学校体育保险，鼓励保险公司开发新的学校体育保险品种。除了针对性险种缺位之外，保险理赔尚不能满足体育活动伤害事故的救济需求。由于物价的不断上涨，医疗费用和其他维持生计的相关费用随之上升。虽然上海在2000年通过了《上海市中小学校学生伤害事故处理条例》，该条例明确规定设立学生伤害事故专项资金，但是，目前专项资金的数量尚不能满足事实上不断增长的索赔诉求。
家长过分维权成解决“瓶颈”
另外，调查认为，运动伤害事故解决的瓶颈主要在于校方医疗能力不足和家长过分维权，比例均占到一半以上。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推出之后，孩子的情感性价值或意义性价值得到强调，家长有“伤不起”，“不能有闪失”的感觉。且部分家长缺乏体育运动常识，不认可体育活动与生俱来的的风险性。有了这样的心态和知识基础，就很难正确面对体育运动风险或体育运动伤害，出现过分维权倾向也不足为奇。
另一方面，“第一时间”伤害紧急处理确实是大部分学校的“软肋”，容易在事故处理中遭人诟病。分析认为，校方有必要加强与医疗机构的合作，开展对学生、老师及校医的应急处理知识和技能的培训。
此外，目前我国对校园运动伤害事故缺乏有一定权威的第三方介入。调研显示，所有学校都希望由专门的机构(部门)帮助处理法律咨询、评估、理赔、司法鉴定等有关事务，帮助处理、跟踪整个事件的发展，学校不用花费太多的精力在处理意外伤害事故上，尤其是重大事故，93.6%以上的学校认可购买第三方服务的方式取得专门机构的协助。
对于家长和校方对于校园体育运动的各种顾虑，王登峰说，“参加体育锻炼，出现一点伤害是正常的。目前教育部也已经启动了‘校园运动风险管理办法’的研制工作，将要求学校一定加强校园体育安全风险管控，把学校体育开展的环节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都提前想到并排除。”
“同时教育部也正在尝试通过加大保险力度，完善学校体育保险制度，打消校方和家长的顾虑”，王登峰说，“另外教育部也会在师资队伍建设和场地建设上再加大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