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水虽属可再生资源，但地下水更新和自净非常缓慢，一旦被污染，所造成的环境与生态破坏，往往长时间难以逆转。
“山东潍坊许多企业将污水排到1000多米的水层污染地下水”引发社会各界关注。国家经济发展迅速，但是治理污染的投资跟不上，据专家推算，根据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环保的投入应当占到GDP的2%以上，才能够保持现状；必须达到2.5%，或者3%以上，才能使环境有所好转。而国家环保的投资从来没有达到2.0%，最高只有1.5%～1.6%左右。
北京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负责人马军表示，中国目前水资源所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地表水资源受到了严重污染，特别是在中国城镇地区情况更为严重。现在存在这样的态势——当地经济越发达污染越严重。北方的海河、淮河和辽河，这些地方的城市工业发达、人口密度大，地区污染尤为凸显；在南方太湖流域、巢湖、滇池，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我们在关注GDP增长的时候，实际上在付出非常昂贵的环境成本。”
哈尔滨松花江，污染非常严重
企业排污致重金属污染
在地表水资源不足、且部分污染严重的情况下，地下水曾被认为是清洁稳定水源。根据《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在全国655个城市中，400多个以地下水为饮用水源，约占城市总数的61%；北方地区65%的生活用水、50%的工业用水和33%的农业灌溉用水来自地下水。在没有新水源的情况下，失去了地下水也就意味着生存危机。
据南方新闻网报道，网友作证称：山东广饶大王镇造纸厂是典型的地下排污，用压力泵把造纸的恶臭毒水排到地下水系里。“企业污水直排地下”现象引起很多人的共鸣。诸多网友痛陈家乡见闻：家乡的水已变质，亲朋和邻里多人患上癌症，一些地方政府漠视企业违法排污。
不法企业将未经处理的污水直排地下的行为早有先例。有媒体调查时发现，除了挖渗坑、渗井偷排外，为了躲避查处，有的企业用高压泵将大量污水直接注入地下。遗憾的是，这一现象似乎并未引起政府和公众足够的重视，地下排污也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去年春节期间发生的广西龙江河镉污染事件，肇因就是一家企业将污水直接排入地下溶洞。今年年初，山西长治苯胺泄漏事故引发的河流污染，波及山西、河北、河南三省，恶性水污染事件不断发生。
地下水占中国水资源总量的1/3，中国地质调查局专家在国际地下水论坛的发言中提到，全国90%的地下水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其中60%污染严重。有关部门对118个城市连续监测数据显示，约有64%的城市地下水遭受严重污染，33%的地下水受到轻度污染，基本清洁的城市地下水只有3%。
马军表示，饮用水源地所受污染尤其是重金属污染、持久性有机物污染很难被传统水处理工艺消灭。中国地下水污染已经到了不得不正视、不得不从根本上遏制的时候了，再不治理，不仅是农村地区，城市也将难有清洁的水源。
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所所长王灿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地下水的污染，《水污染防治法》是有专章规定的，但是，深层地下水的排污在中国没有明确的规范。美国有一种针对特别难处理的污水深井灌注的技术，比如对灌到哪里、中间会不会造成水的污染，管理得非常严。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院长马中介绍，类似地下水污染问题，上世纪50年代日本、美国也遇到过，这些国家都提高了排放标准等。不过污染得到缓解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工业化完成后的产业转移，很多污染源消失。而中国还处于工业化进程中，污染源难以消除。
合肥一条被水藻覆盖的河流
农村地下水污染严重
据新京报报道，在多种污染源作用下，中国浅层地下水污染严重且污染速度快。2011年，全国共200个城市开展了地下水质监测，其中“较差—极差”水质监测点比例为55%。与2010年相比，15.2%的监测点水质在变差。
马军认为，民众对地下水污染的焦虑，折射的是地下水严重污染的现状。民间环保组织“未来绿色青年领袖协会”理事长赵亮表示，他们在海河流域做环境调查，发现已经难以找到一条干净的河流，污染的河流会渗入地下水源。而各地企业利用渗坑、渗井排污也已近20年。
“这里没有污水处理厂，没有环保监管，有的是祖辈饮用地下水的传统！”赵亮对地下污染威胁农村饮水安全的状况非常担忧。清澈的小河、透亮的井水，已经成为记忆。赵亮在2012年7月对海河流域调查时，发现村民大都被迫放弃了饮用井水。
2月18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山东茌平县干韩村采访发现，村民十多米深的自备井，打上来的水发黄，水面上有一层薄薄的油花。村民不敢再饮地下水。近年来，很多平原农村地区井水变味、变色的新闻屡见报端。农村水井主要抽取浅层地下水，而地表水可直接渗入浅层，受污染侵害最为严重。
2012年7月，赵亮在河北霸州调查时，很多村民把污染源指向当地的一些轧钢厂。许多年来，城镇、城郊和农村的一些工业企业用渗坑、渗井和缝隙排放废水，对地下水的污染非常严重。
过量使用化肥农药、用城市污水灌溉等，都让土壤受到污染，形成最大的面状污染源，而被污染的河流湖泊会直接渗透到地下水源。相对于浅层地下水，深层地下水质量要优良，这也是很多城市用水的主要来源。但一些地带的隔水层很薄，甚至开了天窗，使已受污染的浅层水进入到深层水。城市污水排放量增加，但处理能力不足，甚至市政管网渗漏，都会造成地下水污染。所以，城市也是污染的源头之一。
环保部2月20日发布《化学品环境风险防控“十二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称，个别地方因环境污染出现癌症村。地下水污染导致癌症高发甚至牛羊绝育、土地绝收的报道，也在诸多地区出现。在一些地区，污染已危及公共用水安全。辽宁海城污水排放造成地下水大面积污染，附近一个村160人因水而亡；由于地下水的严重污染，山东淄博日供水量51万立方米的大型水源地面临报废。即使是北京，浅层地下水中也普遍检测出了三致（致癌、致畸、致突变）物质。这些“三致”有机物在中国东部其他城市和地区很可能同样存在。
地下水污染隐蔽难以监测，发现时往往已造成严重后果。“我们的情况很严峻，这是一个机会，希望不要再错过。”马军希望潍坊排污事件引发的关注能够推动整体环境制度的完善。
福建上杭县一座铜矿，工人们正在给一个泄露的污水池排水
癌症多发地即污染最重地区
据《凤凰周刊》报道，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众多城市的城郊结合部因为交通便利和劳力便宜而成为工业区或者工业园，导入了化工、制造等污染企业，制造了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等问题。长年的污染积累后，伤害终于爆发，2002年以来，“癌症村”、“怪病村”现象在中国各地频频出现，尤其是广东、浙江、江苏等经济发展较快的省份，GDP增长和“癌症村”增加之间呈现伴生关系。近两年来，更增添了向内地资源省份蔓延的趋势。这些“癌症村”集中处于工业区周边或城市下游，形成对城市的一种恐怖的包围。
大量的流行病学调查和毒理学研究证实，环境污染可引起人体急性中毒，也可导致慢性危害，具有致突变、致癌、致畸、致生殖障碍等远期效应。2008年，卫生部和科技部联手完成的第三次中国居民死亡调查报告显示：癌症已成为中国农村居民最主要死因之一，其中与环境、生活方式有关的肺癌、肝癌、结/直肠癌、乳腺癌、膀胱癌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肺癌和乳腺癌上升幅度最大，过去30年分别上升了465%和96%。在未来20年内，癌症死亡人数可能翻番。
卫生部疾病控制司在2005年11月透露：中国目前癌症病人超过700万人，且每年还在新增加约160万至200万人。但其中“癌症村”和农村癌症病人的具体数据却是个谜。
医学界认为，目前已知80%的癌症发病与环境有关，尤其是与环境中的化学物质密切相关。水是致命中枢。美国纽约史蒂文癌症中心研究员雷蒙对106名死于各种癌症的人的细胞进行研究后发现：围绕在癌细胞的DNA周围的水与健康人细胞周围的水的结构是不同的。
中国饮用水水质标准较低，乡镇更低——以砷为例，目前中国判定砷超标的标准为0.05mg/L，超标人口为289万人，如果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0.01mg/L)，中国砷中毒危害病区的暴露人口高达1500万之多。
地下水虽属可再生资源，但地下水更新和自净非常缓慢，一旦被污染，所造成的环境与生态破坏，往往长时间难以逆转，人类还没有找到一个十分有效的治理地下水污染的技术。无法承受的治理成本也使得地下水污染陷入困局。有报道称，上世纪80年代，日本测算治理地下水污染需要800万亿美元。
“癌症村”是“美丽中国”的疮疤
《规划》称，有三千余种化学物质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危害严重，中国现有生产使用记录的化学物质4万多种，其中3000余种已列入当前《危险化学品名录》，具有毒害、腐蚀、爆炸、燃烧、助燃等性质。对化学品生产使用企业数量较多、化学品生产使用量较大、地理位置生态环境较为敏感的区域，“十二五”化工行业规划重点发展的区域，风险防控基础设施和监管措施尚需进一步提高的区域，列为重点防控区域。
重点防控具有较大环境风险和潜在危害的生产、使用、储存和排放危险化学品的企业。对重点防控企业，通过搬迁改造、实施环境管理登记、开展清洁生产审核、加强监测监管、完善应急体系等措施，提高防控水平，降低环境风险。
经济的发展、生态的保护、公众的健康，这三方利益如何平衡，越来越考验地方政府的执政能力。可事实上，对于一些地方政府而言，化学品环境管理基础和风险底数是不是清楚并不重要，老百姓的“癌恐慌”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化工企业可以带来经济效益，为当地GDP做贡献。生态环境的污染、百姓的健康，似乎都必须让位于经济的发展。可是，经济发展的目的最终是为了让公众享受更好的生活，当百姓连基本的健康都没了，即便经济发展了又有什么意义？
今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办法》，拟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情况进行考核，结果作为主管部门对各省区市政府主要负责人和领导班子综合考评的依据之一，每5年为一个考核期。此举标志着中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责任与考核制度的正式确立。
但是，再严格的制度，只写在纸上就等于零，必须要落实到实际行动中。水污染日益严重的根源在于单一追求GDP的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机制。如果再不放弃这一发展思路，水污染将演变成为灾难。“美丽中国”不是概念，而是实在的行动。面对污染恶行，我们需要有责任的监管和有力度的追责。从另一个层面说，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修正工业文明的弊端，这也警醒中国必须为GDP排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