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0日，由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王蓉主编的《中国教育新业态发展报告（2017）——基础教育》（简称“蓝皮书”）发布会在京举行。
蓝皮书以最新的全国性大样本数据即2017年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数据为基础，对我国的民办学校、校外培训、在线教育服务与购买进行了实证分析；
并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机构、学校、企业等进行案例研究，广泛并深入地描述了当前我国基础教育新业态的特点与问题。
蓝皮书共分为五个专题——民办学校、校外培训、基础教育国际化、公办学校，下面就随我一起看看其中与教育相关的问题吧~
一、校外培训：近半数中小学学生参与校外培训，全国总体规模达到4900多亿元
校外培训相关数据：
1、培训参与率：
研究发现，中小学阶段学生的校外培训总体参与率为48.3%（参加学科补习或兴趣扩展类培训），参与校外培训的学生平均支出约为5616元，平摊的生均支出为2697元。
根据各层级在校生的规模估计，全国校外培训行业总体规模达到4900多亿元。
从家庭背景来看，不管是学科补习还是兴趣拓展类培训，随着家庭经济实力的增强，学生的校外培训参与率均随之上升。同样，随着父母学历的提高，学生校外培训的参与率也随之上升。
就参与率来说，东北部地区学生的学科补习参与率最高（60.8%），东部地区（38.1%）和中部地区（38.0%）次之，西部地区（30.5%）最低。
城乡差异显著，城市学生的学科补习参与率是农村学生的2倍，而一、二线城市和其他城市之间则差异不大。
就不同学段的差异来看，全国范围内小学生学科补习的参与率为33.4%，初中生为43.7%，高中生为48.2%。
一些地区如东北部地区，小学生学科补习的参与率在50%以上，且初中阶段的参与率高于高中阶段。中部地区和一线城市的初中阶段学科补习参与率也呈现类似的情况，一定程度上说明这些地区初升高的升学考试竞争较为激烈。
2、补习方式
家庭在选择校外培训方面，主要以学科补习和应试为主。从学科补习的供给方来看，由商业公司提供学科补习的占30%左右。
在个人提供者中，在职教师仍占一定的比例。从学科补习的组织方式来看，实体培训班仍旧是主要授课模式。
3、培训支出费用
校外培训生均支出和参与率在不同地区和城乡之间存在巨大差异。
在生均支出方面，东北部地区最高，平均支出达到4357元/年；其次为东部地区，平均支出为3592元/年；而中部地区（1970元/年）、西部地区（1806元/年）的生均支出只有东北部的一半不到。
城乡之间的差异更为惊人，农村学生的平均校外培训支出为419元/年，城市学生平均校外培训支出达3710元/年，为农村学生的近9倍。
不同类型的城镇之间也存在较大的差异。一线城市学生的平均校外培训支出达7781元/年，二线城市为4863元/年，其他县市仅为2395元/年，不足一线城市的1/3。
不同收入组群家庭之间的差异更加令人震惊。
研究发现，来自家庭年消费水平最高四分位组的生均校外培训支出为8824元/年，是家庭年消费水平最低四分位组的学生的近6倍。
而年消费支出最高5%的家庭生均校外培训支出为14372元/年，是最低5%的家庭生均校外培训支出的约20倍。
4、兴趣拓展类培训情况
除学科补习外，近年来兴趣拓展类的培训正在成为校外培训行业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内容包括艺术、体育、科创、生活技能、研学等。
研究发现，全国范围内学生兴趣拓展类培训的平均参与率为21.7%，低于学科补习的平均参与率（37.8%）。
兴趣拓展类校外培训的参与率和支出的城乡差异都要远高于学科补习，农村地区平均参与率为5.4%，城镇地区平均参与率为29.0%。
就不同学段的差异来看，全国范围内小学生兴趣拓展类校外培训的参与率为27.9%，初中生为16.2%，高中生为14.6%。
5、案例分析
蓝皮书通过分析目前规模最大、发展最快的课外补习机构之一——好未来教育集团的诞生与迅速发展的历程。
指出，课外补习行业十余年快速发展的大背景是义务教育阶段素质教育均衡性与高等优质教育资源竞争性的断裂。
在家庭争夺优质资源的巨大的需求下，课外补习机构通过花样营销手段引导家长的焦虑与期望转化为付费冲动，完成生源与资金的积累。
6、总结
蓝皮书指出，校外培训可能会加剧教育不公平，但不能简单地将其影响机制理解为由于弱势家庭不能负担校外培训的费用从而直接造成不公平。
富裕家庭往往有多种渠道获得优质教育资源，比如通过买房择校，进入优质的全日制公办学校等；而弱势家庭如果能以相对较低的成本投资校外培训，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学生从教育中获得更高收益的可能性。
政策制定者如果试图制定有效的干预政策以解决校外培训可能带来的教育不公平，则需全盘考虑不同学生群体选择校外培训的动因，以及培训所产生的实际效果。
蓝皮书还指出，当前需要一套更加成熟的政策意识体系，不因某一政策措施或者某一类供给主体在相对于某个政策目标时的可能负面效应而彻底否定其在相对于另一个政策目标时的正面效应。
应该针对不同的政策目标建立不同的干预手段框架，从而为通过政策手段促使各个供给主体“扬长避短”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二、出国留学：低龄化、平民化和常态化特点突出
根据宏观数据分析，蓝皮书指出，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的趋势有三个特征：低龄化、平民化和常态化。
1、低龄化
出国留学的学生平均年龄向下发展。以中国赴美留学生为例：
2006年中国赴美留学攻读本科学位学生占14.87%，而攻读研究生比例占76.09%；
至2015年，中国赴美攻读本科学位学生比例为41.28%，而攻读研究生比例占37.51%。攻读本科的比例已然超过攻读研究生的比例。
同样的，中国在美留学的中小学生数量从2006年的1000人左右上升到2016年的3.3万人，呈现出指数级增长。
2、平民化
随着出国留学的人群的家庭收入和社会经济背景多元化，越来越多中产阶级的子女也寻求出国留学。
3、常态化
出国留学已经开始以多种形式从多种渠道影响中国家庭和学生的教育选择，这不仅仅体现在不同学段、不同留学期限的留学人数的日益增多，还表现在其留学之后的职业选择。
越来越多的学生学成回国，说明留学并不是出国工作、移民的重要跳板，而更可能是个人教育经历中的重要体验和过程性收获。
留学动因
其次，有关出国留学动因的调查发现，在出国留学的教育方面的原因中，有接近一半的学生选择了“国内名校总体质量不如国外名校”作为首要原因。
另外，“在国内考名校的竞争太大”成为了次多的选项。可见学生对国内名校的信心不足，认为国内名校质量不如国外，而且竞争激烈，这成为了学生留学选择的教育方面的重要原因。
在非教育方面的原因中，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学生把“培养国际视野”（32.5%）作为首要原因，“学成回国就业好”（17.4%）和“体验异国生活文化”（14.7%）紧随其后。
三、 民办中小学：主要功能是满足高收入群体的差异化教育需求
基于2017年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数据，蓝皮书指出，绝大多数的民办小学和民办初中的校内收费均为每年数千元，甚至收费最高的25%的民办初中和小学的平均年度收费高达数万元。
尤其在一线城市，50%以上的民办小学和民办初中每年校内收费过万元；在一线城市，校内收费最高的25%的民办初中平均收费为6万元以上，远高于其他城市。
一线城市民办小学和初中的学生比例最高，13%的学生就读于民办小学，26%的学生就读于民办初中。
在其他城市和农村地区，民办小学的学生比例均低于8%，民办初中的学生比例都在10%左右。
可见，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居民的教育购买力增强，教育需求也更加多元化，对民办教育的需求因此增加，因此民办小学和民办初中的学生比例与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
蓝皮书认为，在居民收入水平显著提高、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背景下，教育选择自由将成为很高比例的较高收入家庭的一种重要的公共政策诉求。
四、教育科技企业：与政府、学校合作面临挑战
近年来，教育科技类企业逐步成长，成为教育供给侧改革的有力支持者。
教育科技行业不仅是极具潜力的领域，也是一个年轻、尚未成熟的行业，充斥着初创企业和年轻创业者。
蓝皮书的最后一个主题是“教育科技企业”，企图从行业和企业的视角，聚焦于教育科技企业与公私立学校合作的背景、环境、过程与挑战，同时阐明“互联网+教育”的新业态在现实中的具体情况及其对于我国教育体系的可能影响。
蓝皮书呈现的四个企业案例报告揭示，教育科技企业在教育实践中的参与，已经切实显示出其作为教育系统组织形态改变者的潜力。
如果将实体学校作为传统和主流的教育业态，那么教育科技公司在“怎么提供服务”方面与实体学校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也在促使实体学校自身发生改变。
实体学校往往有固定的校址、提供综合性的标准化的课程体系，接受政府规制下的生源分配，按照班级、年级组织学生。
而教育科技企业往往针对特定的教育项目，对于教育过程进行更加精细的拆解和专业化分工。由于这些企业按照资源、教、学、练、测、评、管理、招生等各个环节进行业务布局，传统的教育已经被解构，在这个过程中也已经形成了教育产业链。
蓝皮书指出，虽然教育科技类企业已在直接面向学生和家长的领域取得了广泛认可和初步的商业成功，但在与政府、公立学校、私立学校的合作中步履维艰。
从学校角度来看，学校若要成功与教育科技企业合作，需要具备一些基础性的条件。为了实现对教育信息化产品“从买到用”的转化，学校应该在教学、管理、资源配置、教师发展和激励方面做出相应调整。
首先，学校内部要就教育变革达成共识，教师、学生及其家长和管理者要认同变革的目标，形成“教学共同体”。
其次，为了适应教育信息化产品的引入，学校要进行内部结构调整，改变教学流程。最后，学校一定要合理投入，并辅之以相应的人员调整。
五、如何解决教育当前的核心矛盾？
对于当前教育的供需矛盾，蓝皮书总报告认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在教育领域中更多体现为人民对于教育的位置物品属性的觉醒和追求，这种觉醒和追求给老百姓带来了沉重的经济压力和集体的心理焦虑，其表象并不美好。
本书的一个主要发现是，当前的教育新业态的各个主体（包括校外培训机构、部分民办学校和教育科技企业）在满足人民对高质量、个性化教育的需求方面确实具有潜力，但当前它们首要的作用是满足甚至调动人们对于教育“位置物品”的需求和焦虑。
解决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间的均衡发展问题是根本。
总报告认为，要解决当前核心的教育矛盾，在政策层面，原则上应该切实减少市场性力量带来的对于教育体系的筛选功能和发展功能均衡的破坏性影响，减少其鼓动和增加老百姓“教育位置需求”焦虑的主动作为的空间。
最根本的是解决我国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间的均衡发展问题，显著扩大普通高中和本科教育优质资源的供给。
迫切需要减少高等教育、高中教育机构之间的过度分化，适度遏制“拔尖”建设的政策冲动。只有建设一大批“高原式”而不是少数几个“高峰式”教育机构，才能真正解决教育的供需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