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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上海、浙江启动了高考综合改革的试点工作，并于2017年全面推进，一时成为舆论焦点。本次改革重点有二： 一是普通高校逐步推行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机制;二是加快推行职业院校分类招考和注册入学。其本质目标，既包括让学生根据个体需求，探索自己想学习的知识，又促使不同招生单位采用更符合具体情况需求的标准来评价学生，防止“一刀切”。
在这样的变革之下，高校与高中的“无缝对接”显得尤为重要。以往，高中生只要按部就班地学习、考试，大学毕业后就业与专业不对口的现象也很普遍;现在，随着多元化的学科组合，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更加提前，高考选考科目直接决定了学生在大学里读什么样的专业，以及今后可能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如果学生不能及早了解自己的兴趣特点和专业方向，那么高中和大学的数年时间就极大地存在着被浪费的可能。
遗憾的是，高中生的心理尚处于发展阶段，不少高中生都不知道自己真正的兴趣爱好是什么，更别提“职业规划”了。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高考改革尚未成熟，众多家长和老师显得更加功利主义，其注意力偏向“选哪科对报志愿有益处”上。在这样的情况下，“谁能有效引导高中生进行职业生涯规划”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数据显示，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高中生接受过生涯规划类指导的超过70%，而在中国，比例仅为33%。
早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知名教育家、科学家科南特就对美国中等教育和师范教育，进行了实地考察，并提出了批评和改进建议。在《改进公共中等教育的建议》中，他所提出的第一条建议就是建立学生辅导制度：“中学里每250-300名学生应当有专任的辅导员(或指导员)1人。辅导员应当具备当教师的经历，但是实际上应当拿出全部时间做辅导工作;他们应当熟悉使用学生能力倾向与学业成绩测量工具的方法，熟知自己的职能并不是代替家长工作而是帮助家长给青年提出忠告。”据此，科南特提出了辅导员在探究不同学生的兴趣和能力、学生职业发展倾向等方面提出了诸种要求。
尽管国内也有部分中学开设了“生涯规划”的校本课程，但这种理想情况对于绝大多数中小学校来说仍是负担，因为他们在学科教师上就已经面临较大的师资缺口——传统的教育教学方式已经不适应新的招生模式，能整合不同学科知识、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教师已经急缺，更别提加设辅导员之职。
民办教育机构当然也看到了这一前景：或是通过科技手段智能分析学生的能力倾向与兴趣构成，或是专做高考报考咨询、高中职业生涯规划服务。其重点是，这种跟踪、评价、抉择、反馈需要长期持续的努力，并且不能脱离学科培养而存在，任何单独剥离而出的产业势必都会对最终效果大打折扣。
而在目前的教培机构中，现有岗位与“辅导员”最贴近的，莫过于广泛存在于个性化培训中的“学习管理师”，其职责往往包括跟踪学生整个学习过程的管理工作，规划学生某阶段学习课程，并做好心理辅导;同时，协助教师进行个性化教育深层次的发展;与家长沟通，为家庭教育提供咨询。
但是，目前不少教培机构学管师的工作并非字面上理解的含义，而处于定位不清晰、前景受限、流动机率较大的尴尬状态，不少家长和学生会将其直接等同于销售。其中，主要原因有：门槛较低，学历要求不高，核心素质要求空泛;入行整体工资徘徊在2K-3K，微薄底薪加上不稳定的业绩抽成，而这种工资构成又必然决定了其工作重心仍放在课耗和续报之上;一个岗位身兼数职，杂而不精，工作周旋于家长、学生、教师三方，却没被引起重视——尤记得2015年刮起的教育O2O大风，就是要吹走包括学管师在内的“中间环节”。
事实上，学管师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们与学科教师一样，直接为学生的学习活动负责。在其手上沉淀着大量学生、家长的实践经验与经典案例。在新高考改革的趋势下，教培机构的学科教师在予以变革，而学管师同样值得引起重视。与其去聘请面向成人的职业规划师，不如注重学管师的转型引导，例如扩大“学管师”的岗位领域，并不局限于个性化，而是可覆盖不同的班型。实际上“双师课堂”的辅师也具有类似职责。
当下需要做的是，提高学管师入职门槛或加强在职培训，鼓励其参与生涯规划课程的基础培训和资格认证。在薪资构成上，转介绍、课耗、续报等销售层面为重点的销售模式，转向专业知识技能方面的引导和晋级。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应当形成由学管师研发的系列职业生涯规划教材与课程……
总而言之，学生学科核心素养与发展核心素养之间密不可分。前者是针对学生在学科学习过程中形成的、体现学科本质的、具有一般发展属性的品质与能力。后者是针对学生在一个阶段的学习形成的一般发展，包括重要的和关键的品格和能力。在新高考改革的趋势下，学管师的工作应该回归到本质，即与教务、销售有效区分，同时也不应该被困于“保姆式陪伴”中，而更加专注学生学习发展指导、身心发展指导和职业发展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