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如今我们有可以检测是否走神的眼动追踪器，还有可以通过心率测出课堂投入度的传感器。这些可穿戴设备很快就会给学习过程带来重大改革。
最近的一项多人研究提出了以上结论，这些研究者致力于探索通过研究个人数据提升学习者的自觉性和课堂表现的可能性。本周在斯坦福大学举办了第一届aWEAR大会，本届会议主要关注于可穿戴设备的教育用途，与会专家们探讨了诸如Fitbits等自我追踪设备以及运动传感器如何让人们了解自己的学习方式等问题。
如今记录步数和睡眠时间已然成为风潮，然而在教育领域，这种“量化自我”的行为还只处于萌芽阶段。
英国公开大学的一名研究者拉尔夫默瑟总结道，那些在儿童教育阶段和大学教育阶段进行可穿戴设备试验的教育专家，所想的无非“对自己的学习历程进行自我追踪是否可行?促进学习的那些变量是否可测?这些数据的可视化能否在有意义且在学术的条件下完成?”
想要了解自我监视设备将对教育领域带来怎样的影响，首先我们需要对这种技术进行准确定义。据俄亥俄州立大学教育工程学的副教授里奇福伊特霍费尔所言，可穿戴设备是“我们与世界之间，最亲密的那个双向界面”。与我们自发操作的手机和电脑不同的是，就算我们不进行操作，可穿戴设备也会自动记录我们的数据，在未经请求的情况下督促我们做出行动。想一想Fitbit，是不是总劝你时不时离开桌子运动运动?
随着可穿戴设备的成本不断下降，研究者们有了比以往更多的机会来研究人类生理和学习的关系。比如说，人的心率或皮肤温度与课堂参与度之间是否有相关性。
“我们试着研究那些可以通过身体状况推断出来的精神状态。”就职于德克萨斯大学，阿林顿LINK研究所的凯瑟琳斯潘说。她和她的同事给学生们配备了Empatica E4型手环，用以检测学生的心率变化和皮肤电流活动，这些检测的数据可以表明学生的情绪反应。这一研究目的在于更深入地了解“可以被身体反应检测到的情绪”如何影响学习。
纽约州立大学奥斯威戈分校的心理学副教授罗杰泰勒跟踪记录了学生的心率，用以检测这项数据与学生课上情绪的相关性。从早上九点到晚上十一点，每三小时学生们就会收到一条短信督促他们记录下自己的心率并回答一些问题用以把数据放入具体情境，比如说“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你正在大班还是小班上课?”。泰勒希望通过记录学生们的历时情绪图，来深入探究学习与个人感受之间的关系。
研究者们甚至连身体姿势与学习能力之间的关系也没有放过，太平洋大学的查迪卡里教授和他的同事们在教室里放置了微软的Kinect运动传感器，不断记录班里学生的48处骨骼位置。“我们能不能把坐姿与学生注意力关联在一起呢?”卡里问到，“会不会有某些身体活动更能让学生们振奋起来呢?”
另一种把可穿戴设备带进教室里的方式是让学生们掌握自己的数据。根据彼得·德鲁克的理论，“你测量不了的东西，就也改进不了”，教育者们正思考如何用可穿戴设备激发学生们的自省。如果一个学习者可以实时查看自己学习时的体征，说不定她就也能像有Fitbit的人真的多走几步一样，也做一些相应的自我调整呢?
在一些研究中，研究者们假定学生在分析自己数据的时候学得更快，其对照组分析的则是课本上的数据。犹他州大学的副教授维克托?李，让穿戴着个人健康追踪器的小学学生在爬山和下山后分析自己的心率和步数，这些学生在统计推理的学习中表现比分析课本数据的同学更好。
和其他所有的新兴科技一样，关于可穿戴设备在教育中的应用也涉及到许多伦理问题。谁有权读取学习者的数据?其目的又是什么呢?
“伦理发展总是跟不上科技发展”福伊特霍费尔说，而且他补充道，个人数据在和其他数据组混合在一起，或者因多种目的重复使用时总是变得更加抽象。比如说一个仪器记录下学生的情绪模式，并进行匿名处理，之后这些信息可能会和她的考试分数联系在一起，这样匿名处理又形同虚设。有些学生可能会反对学校凭情绪状况这种间接的考量数据对其学术表现进行评估。
福伊特霍费尔告诫研究者，教育家和公司，在改进应用于学习环境的可穿戴设备之前，一定要先仔细考虑数据的获取方式以及去向问题。“如果要把可穿戴设备融入教育事业，我们还得深化自己关于信息透明度的观点。”他说，“透明度是道德责任的核心”
同样值得提醒的一件事是，不是所有有价值的东西都能被衡量，我们对数据的过度依赖可能会导致研究者对学生学习方式做出错误的论断。
“学生们来到教室，本来就是带有着很多思绪和感受，面对着社会、家庭和经济上的各式问题的。”德克萨斯大学的斯潘说，“他们是完整的真实的人，在做研究时一定要牢记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