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伟勋博士是一个爱思考、能行动的人，但似乎并不善于言谈。不管别人和他谈什么，最后都会被他拉回到STEAM话题上来。STEAM，不仅是他事业的起点，更是他人生的支撑点。
曹伟勋博士
STEAM不是锦上添花的事情
曹伟勋博士在STEAM领域的资历很老。2009年，他已经在美国的学校里上过示范课了，并给美国同行留下了深刻印象。
“STEM课程是美国主导并推动的，目的是解决教育资源的严重不均衡的症结及美国学生对理工课程的恐惧。”曹伟勋博士介绍道，“美国政府会拿出高额经费来补贴开展STEM课程的学校。”
但是，这些学校必须经过美国政府确定的专门机构认证。一个颠覆国内大多数人印象的是，这些学校都是师资力量和教学资源不足的学校，用中国的说法，都是些“基础薄弱校”。为了防止这些“差校生”与“名校生”的差距越拉越大，美国政府才组织教育专家研究尝试STEM并以此让弱势学校的学生得到科学课程的教育。
STEM产生于上世纪80年代。当时的美国社会繁荣、富裕了很长一段时期，民众安于享乐，学生也不愿吃苦学理工科课程。长久下去，势必影响美国的国际竞争力。因此，美国政府推动STEM教育，也包含着长远的战略考虑。
“STEAM”本不是一件锦上添花的事情，而更像是“雪中送炭”。中国的发展现在已快到了这个阶段：学生们更愿意学习商业、法律，不仅因为没有理工科艰苦，而且毕业后收入比后者还多。
“但是，我国政府推广STEAM，考虑更多的是解决目前国内教育与实践脱节的症结，以及当前教育模式下的低效问题。”曹伟勋认为。
STEAM在国内的发展，符合了我国教育对高效的需求。但是，它在中国教育领域的迅速火爆，符合其发展规律吗?
STEAM不是商机
2010年，STEAM在中国还寂寂无声。此时，已在国内展开STEAM研究的曹伟勋有点孤独。“但是出乎意料，STEAM的发展一下子在国内就呈井喷之势了。”曹伟勋博士感慨道。
一种事物，还没来得及预热，就火爆起来，会让每个有理性的人感到担忧。曹伟勋博士介绍， STEAM被美国政府倡导，是在上世纪80年代。但是，在到2007年这“漫长”的20多年里，它一直局限在大学研究机构、教育实验中心这些“金字塔”范围内被教育专家不断研究、论证。有了足够多的成功案例，收集了海量的课堂细节，它才被推广到广大的中小学里去。直到2015年10月7日，经时任总统奥巴马签署，美国《STEM教育法(2015年)》(STEM Education Act of 2015)作为一部联邦法才正式生效。目前，美国各州对STEAM的推进仍是有快有慢，并未一哄而上。
2010年，曹伟勋博士回国后，曾与很多位主管教育的领导进行过深入交流，发现他们对国内教育的缺点看得很清楚：培养人才的效率低下。因此，他们需要一种好的解决方案， STEM就被赋予了破解中国教育难题的历史责任。
“其实，很多人，甚至是学校领导，都没有真正理解STEAM的确切含义。”曹伟勋博士有些苦笑不得。有些学校，把STEAM归为手工课范畴，让手工老师来上;有的学校则在数理化之外又开设了一门STEAM课。
如果“热情有余，理智不足”是国内教育界对STEAM常见的态度，那么，国内很多厂商积极推进STEAM产品的动机却不单纯了。他们是先嗅到了商机而后动。
“这与美国的情形截然相反。美国是政府导向，中国是厂商推动。”曹伟勋博士评论道。
接着，他不无担心地指出，“STEAM不是商机，不能用以目前社会上常见的‘赶风口’、‘挣快钱’的那种浮躁、功利的思维、做法对待它。它是事关一个民族未来整体的科技、理工素质的一种教育模式，在普及之前必须先要进行深入研究，反复论证。否则就只能得到眼前小利而葬送了未来的潜力。”
STEAM不是一蹴而就的事
曹伟勋博士是国内开展STEAM研究与实践最早的那批人。他是一个有着高度历史使命感的人。他考虑更多的，不是STEAM的盈利模式，而是STEAM融入中国及藉此提升国内教育质量的落地模式。
STEAM源自美国，而中美两国的教育体制、教学传统、对教育的认识以及对师生的定位，全都迥异。因此，即使STEAM有理念上的先进性和科学性，但其自身的普适性仍然需要实践证明。在中国这片陌生的土壤上，STEAM能否扎根、开花、结果，需要有人切切实实地下笨功夫。曹伟勋博士无疑是下笨功夫的人之一。STEAM，让他看到了它对一群人的有益改变，也改变了他自己的人生之路。
曹伟勋博士兴奋地谈起，一堂成功的STEAM课，其效率可达一堂普通数理化课的百倍。他想把这种高效率课程推广到国内的更多地方，越多越好。然而，他深知，与这美好的前景相匹敌的是推广的难度。对此，他有清醒的认识：“首先是师资，其次是需要推广STEAM的观念……”他列举的问题很多，反映了他思考的深度。
目前国内推动STEAM的人士很多，曹伟勋博士是其中比较著名的一位。在与他畅谈，了解到他的苦心后，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一定能走到最后，触碰到他自己的初心。
